《长安西望 丝绸之路考古纪事》 （连载40）

文/海未平

任萌蹲在车厢里，在车撞过一块石头的时候，被弹飞又摔落下来，双膝磕在了铁皮底板上，膝盖擦破了皮，鲜血直流，他站也不是蹲也不是，只好猫着腰半蹲半立了一路。李韬站在车厢的前部，双手扶着车厢的前框，他觉着自己像一位将军，威风而豪迈，结果不一会儿就被弹飞起来，仰面摔倒在车厢里，后脑勺着地，瞬间爆起一颗鸡蛋大小的包。摇了一路，好不容易到了工地，年轻人的肚子又饿了，早餐算是白吃了。有了第一次的“彻骨之痛”，考古队员们用麦秸秆塞满蛇皮袋做成草包铺到车上，乘车时就踏踏实实坐在草包上，颠簸碰撞这才减轻了许多。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小状况，但整个考古队的氛围还是保持在欢快、兴奋、新奇和期待的基调之上的。然而，这年的考古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困难重重的发掘

王建新经过反复考量，最终选取东黑沟中高台附近的区域作为发掘地点。这里是遗址的中心地带，可能隐藏着更为丰富的信息。发掘对象包括1座石筑高台、4座石围居址以及12座中小型墓葬。他对这次发掘寄予厚望，期待通过这次考古发掘，管窥先秦时期新疆地区的历史状貌，进一步接近月氏的真相。

王建新把团队分为三组，马健、任萌主要负责石筑高台，习通源和其他院校的人员负责墓葬，席琳和西北大学的研究生们负责石围基址，刘瑞俊协助自己做总负责。任萌和习通源同时还要负责遗址发掘过程中的测量和绘图。

站在遗址前准备动工的时候，大家不知所措了。石头，到处都是石头，这和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遗存完全不同。中原的农业文化遗存基本上都是土结构，而且地层的土质、土色很明显，文化堆积层很好区分。现在，用发掘中原农业文化遗存的经验和方法来应对这种石结构的游牧文化遗存时，就捉襟见肘，无从下手了。

东黑沟遗址所有的文化遗存都是由石头垒砌，面对这一块块石头，大家很多时候都无法判断它是遗址建筑的本身，还是无足轻重的“填土”。在这里，区分文化堆积层除了要观察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变化，还得结合石头之间的组合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在中原土遗址发掘中最常用的探铲，在这里彻底无法使用了——地下全是石头，探铲打不下去。在中原遗址中开土方所使用的工具，在这里也无法使用了。墓葬发掘组甚至难以划定控制方和探方的大小。

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王建新。

发掘游牧人群的聚落遗址，对王建新，甚至对考古学界而言也都是第一次。王建新安慰大家，不要着急，这时候更需要耐心和耐力，“我们宁可慢一点、细致一点，工具无法使用，我们就用手搬，遇到问题不能慌，大家一起探讨”。多年的工作经验、敏锐的思维和独到的眼光，让王建新充满自信，而他的自信和沉稳是大家的定心丸。

对于墓葬的发掘，考古队先寻找封堆的边界，根据边界判断封堆的大小，向外扩出一块方形区域作为控制方，然后清除控制方内的草皮、沙石和表土，使原始地表和石结构封堆的本来面目露出来，再采用二分之一发掘法，先揭去一半封堆，露出其剖面，找出墓口后揭去另一半封堆。之后，根据墓口形状对墓葬进行清理。清理墓葬中的葬具、人骨和随葬品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木葬具多已腐朽，必须加以小心，力求保其形状，人骨和随葬品更是不能随便移位。许多工作都是趴在地上完成的，等人站起来的时候，常常会在遗骨的旁边留下一个汗迹拓出来的人形。发掘的整个过程要照相、绘图，进行记录，还要采集DNA、碳14等标本。

有一天，在清理一座墓葬的时候，习通源趴在探方的土台上，用手铲轻轻地刮着泥土，忽然，一块火柴盒大小的、金光灿灿的牌饰露了出来。习通源定眼一看，是一块长方形金牌饰，他的心跳立马加快，兴奋得就要跳起来大喊一声。但他马上忍住了，迅速把金牌饰攥在了手里，因为他瞥见工地上还有一群围观的群众。等到看热闹的人群走开了，他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石围基址是古代游牧人群居住、圈养牲畜或举行公共活动的石结构建筑遗迹，在草原地带分布广泛，但是一直以来，对其所做的考古工作少之又少。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石围基址的石结构墙基在地表上保留得比较完整，发掘起来应该容易一些。然而，结果出乎意料。任萌后来讲道，“石围基址内部堆积中常包含有丰富的地层和遗迹，发掘难度远大于墓葬。在发掘过程中，要仔细辨析各种地层单位之间的先后或共存关系，按照早晚顺序分别揭取地层、清理遗迹。我们先清理一半，分析剖面，判明层位关系后再清理另一半。整个过程大费周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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