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保勤认识有五十多年。我们像两条平行线上跑的车，虽是各跑各的，只要扭头相望，就会发现对方一直在身旁。今天是他的三七祭日，一想到他是永远离开了，我的大脑就显示着空白，茫然四顾，心被一阵阵刺痛。
上世纪70年代初，当我们还都是青葱少年的时候，我在榆林业余体校乒乓球队打球，他效力于靖边乒乓球队，我们代表的两个县，是当地的两支乒乓球强队，是真正的对手。后来他转学来到榆林上高中，加盟了榆林乒乓球队，我们就成了亲密的队友。
1977年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我俩同时考入西北大学，他上了中文系，我被录取到化工系，我们住同一栋楼的同一层，宿舍还挨得很近，往来自然又多了起来。我作为他的小老乡，跟着他结交了很多中文系的朋友，他也因我而认识了许多化工系的同学。工科生和文科生在知识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身边几位化工系同学受他酷爱诗歌的影响，经常和他一起读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980年我俩代表西北大学一起参加了陕西省大学生乒乓球运动会，团体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保勤反手握直拍，是过去典型的中国风打法，他个子高手臂长，长于近台防守，封球严实，而且发球刁，角度变化多，一般人还真不好对付。去年7月学校组织77、78、79三级“新三届”同学集中返校，在校园里碰见他正和西大的党委书记聊天，他给书记介绍说，这位是77级化工系的小贺同学，但他是我的“跟屁虫”，说完嘎嘎笑起来，那开心的样子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当场还击，说我们当年都在西大乒乓球队打球，但我是主力，他是主力板凳，逗得书记和在场的老师同学都笑了。他继续较劲说，你也算不上主力，我也不是主力板凳。今天斯人逝去，球拍高挂，令人唏嘘。
1987年，我在日本距离东京百余公里外的埼玉县研修，他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他几经周折联系到我，希望我去东京找他，给他换点外汇。按照当时的规定，短期出国人员回国可以享受免税带“一大一小”的电子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归类为大件，熨斗、微波炉、电子琴等归类为小件。我乘电车去东京看望他，我们聊了很多。那次他的主要工作是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回国后在出国人员服务部给宝贝女儿买了一台电子琴。通过这次访日，他以新闻记者敏锐的眼光，写了有关日本教育的系列文章，为刚刚打开国门的国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看世界的窗口。
2013年我儿子结婚需要选个证婚人，想来想去拨通了他的电话，邀他代表来宾讲几句话，他爽快地应承下了。可在结婚前一天的晚上，他打来电话要爽约，说有重要会议需要参加。他是大忙人，手头事多，我能理解。友情从来是两宽才能持久，互相体谅才能常新。这事过去很久我都忘了，可他有次提起说一直觉得过意不去，因他是个对朋友重然诺的人。
几十年来他爱诗写诗，倾心倾力，童心不改，热情不减，诗情越来越浓烈，诗艺也越来越精粹，取得了有目共赌的成绩。每有新书出版，他总会想办法送我，扉页上写着诗的句子，比如“心中有绿，就有春天，心中有禅，就有恬淡”，“送你一个长安，长长久久平平安安”等等。他出版诗集喜欢让文化名家作序，有一次说起来，我说你自己不就是文化名人吗，他带着戏谑的口气说：“小贺，你又骄傲了。”我眼中的他一直是这样，为官清廉守正，为文人又谦和低调，为朋友却不失坦诚率真。他“送你一个长安”，就像把古老的城墙诗化为璀璨的项链配戴在我们的胸前。这沉甸甸的馈赠，是诗人薛保勤留给世界的真爱，今后，当我们读诗或唱歌，抒发的不仅是对西安的热爱，也是我们对诗人的深切怀念。
今年十月中旬，得知他病重住院，打听清楚医院、病区和床位，我去到医院楼下徘徊良久，既碍于病区严格的管理，又没有直面他病容的勇气，只有黯然离去。今天是他的三七祭日，那种想像中的握手犹温的惜别，更让人痛心！人生苦短，五十多年的交情是我们命中的缘分，在我生命的列车上他过早地到站下车了，而他真诚待人热烈爱诗的形象却留在我的心里。他去世后，我写了一副悼念挽联：“两袖清风入政界，廉炬秉胸间，谦谦儒行，名副其实好部长；一颗童心写诗行，青灯照黄卷，款款深情，送你长安堪豪杰”。
保勤兄的生命虽短，但他的生命有宽度，有温度，有童真，有激情。他是一位大写的好人，我们怀念他！
编辑：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