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姚敏杰曾说：“一个人要是一生与音乐为伴，那真是太幸福了。”我很认同这话。差不多每过几天，他会在微信上发来好听的音乐，我也偶尔投桃报李。我们从小就都对旋律和节奏比较敏感，老姚还一直有一副好嗓子，开唱便赢得喝彩。我们共同的遗憾之一，就是这辈子未能从事音乐工作。
前几天小饭团聚首，前半场依例吃喝，后半场依例唱歌——不是去歌厅，而是就在酒席上热闹。你起我伏的间歇，何丹萌先生说：“有一段时间，心头总是萦绕着这首歌或曲；另一个时段，又成了另一首。”这感受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共鸣，我尤其强烈。少年时期，因为“声色”还行，我常常领唱歌曲，也上台演折子戏，算得上学校里的文艺骨干。碰到一首好的歌曲、戏剧唱段或器乐曲，我听两三遍就能唱得出而很少跑调。不过那时候的音乐接受，几乎全是被动的。
1977年以后，流行抒情歌曲越来越多，选唱余地就日益大了去。从1980年“群众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到1990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耳熟能详的很多，其中喜欢的不下数十首。卡拉OK兴起于1993年以后，我也有过酷爱。近十来年，与时髦歌曲有些隔膜，转而对戏曲的兴趣更大，连昆曲也能听得津津有味了。顺便交待几句，京剧而外的全国各地戏曲，我最爱听河北梆子，觉得它的慷慨激越不输秦腔，华丽与委婉，则为秦腔所不及。差不多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的“曲库”。库存什么和多少，是长期取舍的结果，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我的库存除了中国歌曲、戏曲唱段和乐曲，还有一些外国作品。“音乐没有国界”，在我这里不是一种认知，而差不多是一种体验。
有的时候和有的场合，爱外国的甚于爱本土的。半月前参加一位朋友为儿子举办的盛大婚礼，听赏洋洋乎盈耳的《百鸟朝凤》等，觉得好是好，就是太吵闹了，就不免暗想，如果我能活到孙女大婚之日，会建议孩子安排演奏弦乐四重奏，首选海顿的《F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或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这般想法纯出于个人趣好，丝毫没有排斥民乐的意思。自己“曲库”里的作品，和自己购存的书一样，取用全由自己做主。一段时日里特爱什么，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比如我作为蹩脚的写诗者，一直是杜甫的粉丝，但去年冬天，最爱读他夔州期间写的《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它让我读来共情得很，原因说来挺复杂的，而年轻时通读杜集，并未特别注目这一篇。
记得一位大作家在闲聊时曾说，他一个人独处时，会哼唱自己即兴“创作”的曲子。这习惯我也有，并且有用简谱记录下来的“作品”。但更多的即兴所唱，还是现成的歌或曲，也就是朱自清谈《诗经》时说的情形：“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以合适地唱唱。”春秋时代的人们，已经常常“借浇”了。比如对于国破家亡、背井离乡者来说，原创者的酒杯“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又何尝不是后唱者的酒杯？大量早期进入我的曲库里的作品，我虽能唱它们，却与其中的大多数并未发生强烈、持久的共鸣。比如舞剧影片《白毛女》，小学时不知看过多少遍，朱逢博老师的七段唱，声情并茂得无可挑剔。
能让我一段时间里经常调动出来的歌曲、戏段或乐曲，总与我的阶段性心绪有关。比如王立平先生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创作的歌曲——诗词配曲，每一首都堪称精品，但在好几年里，我“逢场”必唱的是《红豆曲》，原因不必细说了。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我1990年代中期“逢场”的保留歌曲，原因倒可以说一些：那时我日子过得很苦，几乎是卑贱地熬光景，但“驿动的心”，不仅不自怨自艾，还可说很强很倔，所以第一次听到它，就回肠荡气了。而我的一位歌友那些日子里K歌，第一首总是齐豫版的《橄榄树》，自然与他的衷私颇多牵涉。
四十岁以后的数年间，我很爱唱刀郎的歌曲。可以说第一次听赏刀郎作品专辑，就被彻底征服了。我在笔记本上写道：“很早从秦腔《三滴血》里学会了‘真米实曲’这个词儿，现在觉得用来形容刀郎的歌曲，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和一切花哨的流行歌曲相比，他的作品所具有的精神生命气象，具有你根本无法抵挡的摄魂勾魄的撼动力！”刀郎确实唱得太好，但也未必人人喜欢，我之所以痴爱它们，是由于当了多年教师后，开始讨厌“台上人”种种的拿腔作调、装神弄鬼、花拳绣腿，刀郎的歌曲，正好与这些格格不入，所以极合我的胃口。近些日子里最爱唱的，不是一首歌而是一段戏，出自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为什么，没法说。谁想听我吼一嗓子，就请我吃饭吧。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