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到现在我还是想不起来为什么大家叫他老铜，也许就是我臆想中的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来自铜川的异乡人。记忆中我应该也问过外公很多次，然而我就像外公当时解释时戏谑的语气一样一次次把真正的原因忘掉。
我的童年，在接近午饭时候穿过机械厂的家属院来到一扇只有人无法直接通过的铁门，之所以这样说仅仅是因为我见过兔子老鼠甚至狐狸可以在铁栅栏之间轻松地穿过，而人得先在铁条之间摸索门闩。一排排厂房被太阳洗得发白，就像反复清洗的灰色中山装。机器声被即将来临的午餐时间急迫地稀释。所以我依稀能辨别出外公的位置。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副厂长，所以在焊工的车间不一定总能找到他。
在等待他的时间里，我会在厂房的地面上寻找一种硬币大小的废弃机器零件。因为很难找到，所以每次我都会蹲在大人们欢快的聊天声下认认真真地搜索。在这些比硬币结实的小铁片上我要粘一些好看的鸡毛，或者将撕得仔细的尼龙袋根部用打火机烧黏固定在上面，做成一个毽子。那个时候，一个结结实实的毽子，可以用来讨好别人或者别人也会来讨好我。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个以生产小型农用搅拌器为主的机械厂的地面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公共地面，干净得只有卷曲的铁屑和灰尘。
我第一次记住老铜，是因为外公带回来一包老铜用手帕包好的铁片。我也终于得知在工厂的另外一端，那个我们小孩子视作不祥之地的小砖屋是有人住的。老铜是工厂另一端的门房，只不过另外一端的门被几个曾经偷铁的贼搅活得直接堵上。于是老铜看的门，变成了墙。
他为什么给我铁片，他是在哪见过我，他以后还会给我铁片吗？在手无法伸展完全的北方冬天，我总是被外公牵向那个小小的房子。回想起冬夜远远看见的小房子，就像一簇随时可以熄灭的烛火外焰，摇摆而羸弱。砖屋里，茶色的煤油灯就是内焰。老铜就在里面寂寂地燃烧着。我早已忘记外公和他聊着什么内容，也许和两人共同在铜川的经历有关。青灰色的砖地与墙面偶尔会随着煤油灯整体颤动一下。屋子里有好几个像是女人陪嫁带过来的那种红色矮木箱子，微弱光线中有黄灿灿的铜锁挂在上面。外公牵我离开时候我还能在凛冽中闻到白天人们来串门时留下的烟草味，就像从寺庙中离开时候脑仁儿里萦绕着香客的香。
老铜娶过两个老婆，都跑了。最后一个是我们县城的本地人。于是老铜留在这里开始守望。开始是为自己留给对方娘家的两千块钱不甘，到后来觉得自己也确实无处可去。于是在五十三岁的时候，老铜带着三口挂着铜锁的箱子，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慢慢成为了老铜。老铜看的是后门，可总是有人愿意穿过堆放着不合格搅拌机的后厂房，推开老铜的木门，在里面明灭着吸烟。有的时候，小砖地上再多不下一双脚，干脆有人就上了放着铜锁箱子的炕。老铜说话一般人也听不太懂，他回答你的时候就像在对着你平静地诵经，但是他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咳嗽与笑声中。工友们聚在这里就像聚在用灰色矮墙隔开的公共厕所里。痛快又上瘾。我的外公也喜欢和老铜坐坐，在新闻联播结束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在黑暗中替佝偻的老铜打两担水。我帮忙扶着冰冷的桶沿。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玩这样一个游戏。四五个人围着一抔中间插着小木棍的沙，我们小心翼翼地轮流挖沙，看小木棍将会在谁的试探下折倒。时间像消灭童年一样开始消灭工厂。一个谈不拢的价钱让挖掘机开始玩我们小时候的游戏。老铜的小砖屋就是这样一根小小木棍。工厂被挖得只剩下老铜的小砖屋和最后一排废弃的厂房。这下老铜的屋子看上去更像一具小小的寺庙。外公还是每天牵着我给在小山上的老铜送水。有一天我摸到桶沿里面不是冰凉的水，铁桶里面还是铁，沉沉的铁。
是老铜自己积攒的仓库。就隐藏在那排废弃的厂房之间。在冬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的时候，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人们都打开电视机，听不见也顾不上玻璃窗外面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跟着外公一次次将这些可以卖到好价钱的珍贵的破烂用谦卑的不会发出什么声音的小推车从我的胸腔里偷偷搬运出来。电视机里的“第一现场”们争先恐后地用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敲打我们，好让我们和小推车原路返回。我们还会经过一个挣扎着结冰的公用水龙头。也许会碰到老黄正在把他最爱的米兰搬回室内，我的外公就可以大大方方对他撒一半谎：我只是去扔个垃圾。我会把我煞费苦心运出来的东西只是倾倒在仓库口。并不是因为我没有仓库的钥匙，我没有把钥匙丢掉。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