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农村老家，看见房屋顶上的两架榆木梁，我想起了父亲和这些梁的往事。
我五岁那年的秋天，院里墙边长出一片小苗苗，我和姐姐蹲在那里观看，姐姐说是小榆树，父亲说这些小榆树苗，是春风刮来的榆钱长出来的，等它们长大了，就可以给你盖房子娶媳妇。姐姐和我都笑了，认为父亲是随便说着玩的。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父亲说，这么多树苗挤在一起都长不大，就先把那些弱小的拔掉，壮实的移到了别处，原地只留下一棵。栽树的时候，父亲掰着指头说，榆树长得快，十年八年就能当檩，15年就能成梁，正好赶上给你娶媳妇盖房。我已经朦朦胧胧地感到，那是父亲的真实寄托和希望。
移栽出去的六棵小榆树，只成活了一棵，还被外边调皮的孩子折断了，剩下一截小光棍，它大难不死，运气好，长到了疏松的土壤上，有足够的根系吸收水分滋养身体，供它发新芽长嫩枝。经父亲剪修后，它就这么扭曲向上，仿佛一点都没影响它成长，甚至比留在原地的那一棵还壮实。两棵榆树迎朝辉、送斜阳，栉风沐雨，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从未向我们索取过什么，它让自己扎根大地并伸出枝叶去拥抱天空，它就是我心目中的伟大、高尚和智慧。
父亲呵护的榆树，不是让我们吃榆钱儿，听蝉鸣鸟叫，尽管那都是后来我家庭院的光景，而是为我准备的娶媳妇盖房用的梁。从它栽下那天起，它的身份、作用就被确定下来，长在农家院落，就像农民不得随便有城市户口一样，它的躯干上早已贴上“自用”的无字标签，它是农民自给自足的养子，它的前途命运被我父亲规划好了。多亏父亲远虑，有了这两棵榆树，20年后，我娶媳妇盖房就成为现实，它可是我这座房的主要开销呀！我怀着万分敬仰的心情，久久仰视着两根榆木梁，它们不就是父亲的灵魂吗？
父亲不仅是我们家中的栋梁，也是我们村里的栋梁。1938年，我爷爷被日本鬼子打死了，那年，父亲22岁，他怀着满腔仇恨，领着村里四十多个民兵，拉出土炮“老白龙”，参与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受到晋豫边区政府的表彰。他194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后我们村的第一任民兵连长，第一任村长，第一任高级社社长。
父亲把他仅仅懂得的种地、编席两样谋生技艺传授给我，教我自强自立，堂堂正正做人。我10岁那年，因为偷走家里仅有的两块钱准备买糖块，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打我。在那个只能按分按角花的年代，两块钱可是个大数目，父亲脱下鞋打我，边打边骂“叫你学偷，叫你学野！”别人揽住我不让打，父亲说：“不修理他，就长成疙料树了。”
“疙料树”，家乡话指疙疙瘩瘩，七扭八弯，不成材料的树木。父亲打我是期望我长成栋梁之材。11岁那年，我和另两个同学放学后挑着箩筐去十里外的待王火车站拾煤，父亲在村头接我，看见我挑着满满两筐煤，趔趔趄趄，满头大汗，抹个大花脸，高兴得不得了，接过担子说：“中，可中！会挑重担，像个男子汉！”那才是父亲期望中的我。
我19岁那年，父亲就离世了。我人瘦力薄，干体力活真不是把好手，父亲教会我的编席手艺也没有为自己的日后生计派上任何用场，但是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我喜欢读书学习，高中未毕业成了回乡知青，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又上了大学，当上了国家干部，在体制内承担着一定责任，尽心尽职，堂堂正正一辈子，没有让父亲失望。
编辑：庞阿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