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固康家四英杰

文/李振峰

位于汉中盆地中部的城固县，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从张骞、李固至今，人才辈出，不可胜数，康氏四兄弟（老大康宝忠、老二康宝恕、老三康宝志、老四康宝恩）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事迹令人感佩。

康宝忠，字心孚，1885年生于城固县石井巷老家。1890年11月，5岁的康宝忠随父亲康寿桐到四川。康寿桐先后在四川彭山县、什邡县、梓潼县当过知县，他虽是封建官吏，却思想开明、从善如流。他在培养子女问题上非常用心也很有见地，让康宝忠拜周紫庭为师学习知识。周先生是彭山县人，学问深厚、思想进步，曾从政在刑部当过主事，他拥护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周紫庭的观点倾向对康宝忠很有很大影响。

                 前排左一康宝忠

康宝忠曾两次从四川到西安去参加考试，17岁时，康宝忠到西安参加乡试，成绩名列榜首。他看了很多新书，接受了新的思想。1904年，周紫庭负责派送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他建议康家自费送康宝忠去日本留学，此意见得到了康寿桐的大力支持，他拜见了四川总督锡良（清末督抚中的开明人士），锡良赞扬康寿桐有眼光，并顺利为康宝忠签发了公文。当时，康是第一位赴日留学的陕西人。

康宝忠文笔很好，人也大方活跃，和百余名四川学子相处得很好，他又是陕西汉中人，和陕西学生关系融洽。后来，他当选为陕西留日学生同乡会干事长，留学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有事找中国公使馆，不如找康胖子。”康宝忠在十二三岁时害了一场大病，病后体重渐增，达到100多公斤，大家叫他“康胖子”。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康宝忠在横滨接待，并牵头在东京召开欢迎会，康在会上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说，孙先生对他印象深刻、很有好感，遂成为挚友。孙先生联合各省团体成立同盟会，康宝忠积极参加。同盟会成立后，康宝忠担任评议部评议员、首届陕西分会会长。后来由康宝忠介绍，于右任、井勿幕、邵力子与孙中山认识并加入了同盟会。章太炎从国内到日本，康宝忠负责接待并虚心请教，并成为章太炎的弟子。

1906年，康宝忠以探望父亲的名义回国，接应和护送研制炸弹技术的黄树中（即黄复生）到四川，联络革命党人、策划革命起义。回国后，康宝忠还与井勿幕、张季鸾等创办《夏声》杂志，积极宣传民主思想，发动反清斗争。后来因黄树中、汪精卫等刺杀摄政王载沣之事被牵连，康宝忠受到清王朝查究，在其母亲的支持下，再度到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1909年康宝忠回国参加科考，考中法政科举人，授庶吉士（七品官），在邮宣部工作，兼任大清银行学堂学监和教务长。康父去世后，宝忠在四川绵阳家中守孝，期间，他与四川同盟会骨干交往密切，积极发动和参加了保路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康宝忠先到武昌，后又到上海。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特派于右任去上海把康宝忠接到南京。孙先生看中宝忠，任命他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此后，因建都问题，康宝忠和孙先生意见相左，康宝忠主张定都北京，孙先生坚持南京，后经别人做工作，康宝忠在全国参议会上撤销了自己的提案，当晚康宝忠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孙中山亲笔给康宝忠写了一封信，又派于右任到上海请康宝忠回南京，康很客气地回孙一封信，说自己有事暂时不能回南京。

之后，康宝忠在上海和朋友开办图书公司，兼任《民立报》记者，创办半月刊《雅言》针砭时弊。还与章士钊共同创办《独立周报》。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葬于上海的闸北公园，碑上悼文是于右任所撰，康宝忠手书。

1915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受蔡元培聘请，康宝忠到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后来当选为史地系主任。蔡元培非常看重宝忠，曾称赞他：“学迈等伦，名驰京国。”1916年，北京大学率先开设第一班社会学，康宝忠自己编写讲义，讲授社会学、伦理学、中国法制史等课程，还著有《伦理学》《社会政策》《社会学讲义》等专著，是中国第一位讲授社会学并有自己论著的教授。

“五四运动”期间，康宝忠被推举为北大教职工联合会干事、北京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总干事。他公而忘私、不辞劳苦，发动组织游行等，还慷慨激昂地进行演讲。当多名学生被逮捕、蔡元培校长愤然辞职之后，康宝忠积极牵头维持校务，还与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教授到教育部为要求释放学生和挽留蔡元培校长而请愿。

康宝忠身胖体重，走路时身体负担很大，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所有事情都要他步行去办，经常累得他话都说不出来。

1919年重阳节，康宝忠在政法专科学校讲课休息时，端着水杯正与人说话，突然倒下猝然去世，享年35岁。当时，北大的同仁们深感震撼和惋惜，都说他是为“五四运动”而累死的。

康宝忠逝世后，蔡元培、马寅初、马叙伦、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联合发布《为已故教授康心孚征赙启事》，11月20日，北京大学和北京所有大学停课一天，为康宝忠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蔡元培校长担任主祭，北京各校代表致悼词，马叙伦等发表演说，康宝忠胞弟康宝恕代表家人致辞。

康宝忠爱国为民、追求进步的精神和贡献，对于“五四运动”和对他三个弟弟都有巨大的影响。

康宝恕，字心如，排行老二，1890年出生。1906年，康宝恕在成都客籍中学堂读书时，受其兄康宝忠（心孚）影响，退学在成都鼓楼北街开办了一家书店，因欣赏《国粹学报》故取名“粹记书庄”。1910年，由其胞兄康宝忠介绍，康宝恕与于右任相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春，康宝恕到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这时，成为章太炎的学生。后因其父康寿桐病逝，康宝恕回国服丧，跟随兄长康宝忠一起投入国内革命，他与客籍中学堂的同学共同创办了《公论日报》，以反映各界声音、宣传民主思想。

        康宝恕

1913年，在兄长康宝忠的支持下，康宝恕到上海和兄长创办《雅言》杂志，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后杂志被查封。康宝恕又与张季鸾创办了《民信日报》，继续撰写发表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文章。《民信日报》与邵力子、叶楚伧办的《民国日报》以及张耀曾等办的《中华新报》，被民众称为当时上海的三大进步报纸。康宝恕还先后成立民力图书公司、进步书局、上海浚川源银行，为后来投身金融业积累了经验。

康宝恕勤奋实干，创业办事的能力很强。1916年，《民信日报》迁至北京出版，康宝恕到北京，但仍兼任上海《新闻报》、重庆《新蜀报》访员。同年9月，康宝恕协助张季鸾在北京创办《中华新报》，并任该报经理兼编辑，该报后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等而被查封，康宝恕也因此与张季鸾一同被捕入狱，经友人多方营救才获释放。

办报纸道路坎坷，加之西方资本涌入，国内工商业不断发展，康宝恕调转发展方向，走上另一条报国之路。1922年4月，四川美丰银行（中美合资）在重庆成立开业，康宝恕出任银行协理，开始从事金融业。开始因单纯沿用外国经营方式，银行业务低迷。1923年春，康宝恕向老板建议改善经营方式，之后营业局面大有起色，银行大获厚利。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县城，中国军民死亡604人，伤398人，炸毁民房千余间，史称“九五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强烈义愤，四川境内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全国各地抗议、罢工声援此起彼伏。四川内的美英商人慑于民众声威纷纷撤离，美方银行控股人雷文置20万华股以及散在民间的大量美丰券于不顾，准备关闭美丰银行一走了之。富有家国情怀的康宝恕为避免华股和国内民众受损失，他多方筹措资金，还被迫卖掉了房屋田产，凑了13万银元，于1927年年初将全部美股买下，使美丰银行成为独立华资银行，康宝恕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尽管国内局势复杂多变、战火连年，康宝恕始终为人宽厚、恪守信用，赢得了金融工商业界的广泛信任，也得到了四川当局及军阀刘湘等的支持。到1937年，美丰银行总资本达300多万元，比创建时增长了10多倍。康宝恕的蛋糕越做越大，他先后投资创建了民生轮船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渝纱厂、四川水泥厂等，还牵头参与投资兴建了重庆自来水公司、重庆电力公司、中国兴业公司、民生实业公司等，还分设了德丰、华丰、宝丰、新丰、群峰等分公司，分别经营多种业务，投资企业多达90多家。康宝恕在发展自己公司的同时，极大地发展了重庆的基础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为抗战时期重庆的军民保障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重庆这座西南大都市的发展。

          重庆朝天门银行大楼

1935年8月，康宝恕在朝天门修建了七层高的美丰银行大楼，这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座安装电梯的大楼。1976年以来，我曾10次到重庆，曾数次在朝天门仰望这栋90年前的大楼，深为其雄伟大气而感叹。即使在今天的重庆，矗立在朝天门的90多年前的大楼，仍然雄风犹在，显得非常壮观。2013年3月，美丰银行大楼作为“重庆抗战金融机构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7年，康宝恕被业界推选为重庆银行工会主席。他曾两次被选为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他胸怀宽阔，眼光远大，对教育事业给予了很大支持。1937年9月，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重庆南渝中学（后来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康宝恕给予了资金支持，被聘为校董。他还结合兄长康宝忠和自己的名字，给该校捐建了“忠恕图书馆”，把兄长康宝忠遗留的7000多册图书赠给了该校。1942年，他还慷慨解囊，出资帮助陶行知先生创办了重庆育才学校。

康宝恕深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染，倾心于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他多次与胞弟康宝志、康宝恩商量，多次冒着很大风险，把纱布、药品等送给中国共产党。有一次，在周恩来同志的精心安排下，康宝恕和胞弟装了八车棉布、药品等，经汉中、翻秦岭、过关中，送到了延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康宝恕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民建及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职。1957年2月10日，重庆召开工商联会员大会，恰逢周恩来总理出访回国在重庆停留，总理在李井泉等陪同下到会场看望与会人员，专门还会见了康宝恕。后来，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康宝恕迁到北京居住。

康宝恕1969年11月16日逝世于北京，享年79岁。

康宝恕曾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来得到平反纠正。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样评价康宝恕：“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重庆的康心如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康宝恕二子康国雄

康宝恕的儿子康国雄是北京机械学院教师，“文化大革命”中随迁到汉中，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给有关方面先后写过三封信，让在汉中生病的康国雄回北京治疗。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出版，其中载，周总理在1970年5月27日写信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军代表丁江，信中写道：“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周总理在特殊时期写了三封信，足见周总理对康宝恕父子的了解和对友人的关心。

康宝志，字心之，排行老三，1893年出生。早年在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今神户大学）留学。回国之后，在大哥康宝忠的影响下，在北京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和李大钊成为好朋友。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被捕。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党员、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刘清扬到东交民巷躲避，由于军阀的严密搜捕，刘清扬很难脱身、十分危险。康宝志利用他时任高桂滋（1891—1959年，陕西定边人，国民党陆军中将，爱国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将军高级顾问的身份，用高桂滋的汽车把刘清扬营救转移到天津脱险。

1930年，康宝志到了重庆，开始从事金融业工作。他先后在川康殖业银行、重庆证券交易所供职。1932年，他任四川省银行协理。康宝志善于经营、勤于做事，加之为人诚信，在当时重庆的首脑人物和商界实业家中，具有很好的声誉。1940年，康宝志担任康氏兄弟家族的德丰公司、华丰公司的掌门人。在他的主持下，公司涉及领域不断扩展，成为了重庆规模较大的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企业。后来，康宝志又投资天府煤矿、东林煤矿、民生航运公司、重庆电力公司，还担任美丰银行董事（共五位）。

抗战期间，四川省是国家战略大后方，还是粮食生产大省和西南粮食集散地。当时的粮食征购、储存、调运等任务，十分重要又很艰巨。康宝志曾被蒋介石任命为粮食储运局局长，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康宝志全力履职得到各方的好评，抗战胜利后他主动辞职。在重庆生活期间，他还担任过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顾问等。

康宝志居住的重庆领事巷10号，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可靠场所，不仅于右任、邵力子、高桂滋、邓宝珊等民主人士常来相聚，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炳南也是常来这里。1941年，周恩来提议，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康公馆成立，这里是当时“民盟”开会议事的地方。

康宝志的女儿叫康靓，在女子学校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不告而别，离家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康宝志不知女儿所去何处，但知道参加了共产党，还托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帮忙查寻。周恩来同志认为康靓在重庆有利于工作，由邓颖超同志劝康靓回到了重庆。康宝志多次给共产党捐赠物资和资金，还帮助抗大、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办校，受到延安方面的好评。

1943年，因康岱沙（康靓改名为此）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时曾被国民党抓捕关押一周，经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的李伯申以身家性命担保才获释放，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康岱沙再次去了延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岱沙先后担任过中国驻印尼、柬埔寨、罗马尼亚等国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宝志把煤矿、私宅等资产全部捐给了政府，搬到北京居住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文化大革命”中康宝志受到迫害，1967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1980年康宝志得到平反。

康宝恩，字心远，排行老四，1898年出生。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即由长兄康宝忠将其安排在于右任先生身边工作。他心怀实业救国之大志向，一心想像二哥、三哥一样，助力民族工商业发展。1930年从上海到重庆，进入二哥康宝恕的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开始了金融业的工作。他后又到川殖业银行工作，从襄理晋升至成都分行经理。

在康氏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管理分工愈加专业，体系渠道愈加合理。康宝恩开始独当一面，掌管宝丰公司、新丰公司，主要经营农副产品的收购出口业务。他头脑精明，善抓商机，几年时间就赚取了不少外汇，积累了大量资金，他又转入金融界，投资美丰银行的股金30万元，成为银行董事会五位董事之一。

他与其兄康宝恕、康宝志一起，坚持从事投资和经营实业，如电力、水务、煤矿、交通设施、金融业和城市公用事业，为推进重庆的工商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为支持全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康宝恩思想进步、眼界开阔，坚持民族大义，主张爱国为民，一直赞成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物力、财力上积极支持抗日战争。

康宝恩的夫人王棣华与胞妹王同华，和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情谊。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康宝恩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一直交往密切，康宝恩对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给予了很多支持，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山三路305号（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至今仍然保存着康宝恩当年赠送的家具等。

民国时期，重庆的康心远（宝恩）公馆很有名气，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歇山单檐砖混结构民族传统建筑形式，即现位于重庆市上清寺中山四路的中共重庆市委的四号楼。抗战时期许多中共领导同志常到这里与民主人士会谈。于右任、邵力子等也曾在此借住。重庆解放之后，康宝恩将此公馆无偿捐献给人民政府。

1957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出访回国，曾在重庆停留。周总理到重庆后，曾专门到渝中区冉家巷22号康宝恩住所看望康宝恩夫妇。

康宝恩于1966年去世，享年68岁。

城固县石井巷（作者摄于2022年4月）

2022年4月15日，我专门到了城固县城古钟楼附近的石井巷，走在颇显沧桑的老巷之中，已看不见百年前的康家老宅了，但从资料上知晓的康家昆仲的杰出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相信，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必将长久流传。

作者简介：李振峰，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汉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汉台区作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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