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鲁迅赴西安前一个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正好出齐。他向朋友同事、青年学生、境外友人广泛赠书，这有利于该书的早期传播，也促进了其早期的“经典化”。他在西安的讲演，即以其为蓝本，钩玄提要，取其精华，同时又有新的发挥创造，也推动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力。长安行中，他以同样的热情，将《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其他作品馈赠在西安认识的青年朋友：
7月20日，“赠李济之《小说史略》上、下二本”。
8月18日，“寄李约之《中国小说史略》二本。寄李级仁《桃色之云》一本”。
8月23日，“上午以《中国小说史略》及《呐喊》各五部寄长安，分赠蔡江澄、段绍岩、王翰芳、昝健行、薛效宽”。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小说史略》的传播，也包含着在西安结下的浓浓情谊。
1923年12月11日，《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出版，鲁迅得样书二百本，其中四十五本寄女子师范学校代售，剩余一百五十五本。当月赠常维钧、许季市、俞棻、钱玄同、郁达夫等亲朋好友和北大同仁十三本。1924年赠乔大壮、夏元瑮等友好数本。1924年6月，收到《中国小说史略》下册样书一百本，转女子师范学校代售五十本，赠孙伏园、齐寿山、许钦文等十三本（套）。下册样书剩下三十七本，能以五套赠送西安友朋，足见鲁迅对与他们友情的看重。
然而，从西安返京一月后，鲁迅回想起长安，却用了“栗然”一词。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他1921年1月所写的《故乡》的开头：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 —— 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1919年12月，鲁迅回到绍兴探亲、搬家，并接母亲与其他家眷到北京。这是一次痛彻心扉的回乡体验——故乡的萧索和农村的破败让他百感交集，心酸失落，所以他发出了惊诧的感叹——“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自此以后，鲁迅再也没有踏上绍兴的土地。
1924年后，他也再没有踏足长安。
这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次西北之行，也是唯一一次内地讲学。他将自己的学术和思想直接传播到西安、陕西乃至西北。
在《故乡》的结尾，鲁迅还想到所谓的“希望”；离开西安时，他已缄默无语了。
如果说鲁迅的绍兴之行更偏向于地理意义上的返乡的话，那么鲁迅的长安行，无疑更侧重于精神意义上的返乡——返归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乡。时隔不到五年，同样是巨大的失落。这一次，他用了“栗然”一词。
“栗然”里有长安行的舟车劳顿、旅途惊险，有军阀刘镇华的飞扬跋扈，有7月23日晚在西安的“出校游步，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有自己抄古碑、读汉唐文章、《关中金石录》以及关注西北文化地理所构建的汉唐想象与西安现实的巨大落差……更“栗然”的，应该是西安“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以至于《杨贵妃》写作计划的破灭。
在理智上，鲁迅当然明白他到的西安已不是汉唐盛世的长安，但巨大的落差还是让他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因而才有情绪化的描述。这种理智和情感的矛盾在他的长安想象与长安行之间，未开始即无法调和。再者，在民国西安寻找汉唐气象，为虚构的小说文体寻找真实的印证，本身就是一种胶柱鼓瑟和刻舟求剑的做法。因而，《杨贵妃》的流产是必然的。但这并不等于鲁迅西行长安不见“佳”，没有些许的美好记忆。这从同行的孙伏园的《长安道上》中可以看到，从鲁迅的文字中也可以窥见。
总而言之，鲁迅1924年七八月间的长安行，是交织着期望和失望、收获和失落的文化考古与文学寻根，是有着小惊险与小惊喜的地理考察，是“小说大家”新文学作品的游光扬声，是《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中国小说史研究成果的学术普及，也是叠加着颓败印象与美好记忆的文化之旅。
（全文完）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