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望 丝绸之路考古纪事》（连载66）

文/海未平

回到驻地，梁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甚至觉得冰箱的嗡嗡声都比平时更大。到了半夜，梁云总觉得会出事，便叫醒几个人，开车前往工地查看。工地上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呼喊那位看护工地的村民，却无人应声。梁云一下子就慌了神，着急地说道：“怎么回事啊，看工地的人都不见了，会不会出事啊。”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去查看那座墓葬，发现遮雨布完好如初，墓葬没有被刨动过，这才大出一口气，放下了心。

后来，梁云听穆塔力夫解释，乌兹别克斯坦几乎没有盗墓的恶俗，在他们的文化传统里，盗墓是犯忌讳的。这给梁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肃然起敬。

2018年7月，拉巴特墓地发掘工作正式结束，共发掘墓葬42座，算上2017年发掘的52座，总共发掘墓葬94座。

墓葬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厚。陶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石器、骨器、贝饰、费昂斯制品，以及铁剑、铁镞等武器，大小共计上千件。与周边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梁云他们判断，拉巴特遗址墓葬整体存在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这段时间正好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崩溃至贵霜帝国建立的初期，也正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大月氏在巴克特里亚地区活动的时间段。

拉巴特遗址最关键的是墓葬的形制。所发掘的94座墓葬中，竖穴偏室墓59座、竖穴墓29座，因被破坏形制不明的6座。

根据出土文物推定，这些竖穴偏室墓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前期。梁云分析，“这个时期，在帕米尔以西、西天山以南、铁门关以东、阿姆河以北，这一所谓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已知遗址点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拉巴特、阿伊尔塔姆墓地，塔吉克斯坦贝希肯特谷地的阿鲁克陶、考库姆、图尔喀墓地及丹加拉的克希罗夫墓地。

“就出土文物来看，拉巴特墓地以束颈带耳壶或罐、高足杯等轮制陶器，无纽或具柄镜、缠丝耳环、喇叭形端口的手镯、凸起椭圆形戒面的戒指、弧顶喇叭形铜铃等生活及装饰品，横栏格式铁短剑、三翼式带铤铁镞等武器，以及各种质地和形状的串饰为代表。

“就墓葬形式和葬俗来看，拉巴特墓地墓葬地表无封堆或有低平的石封堆，形制上流行偏洞室墓，洞室大多开在墓道的西侧，竖穴墓道往往填石或泥砖。如阿鲁克陶墓地，在发掘的111座该时期的墓中，偏洞室墓73座；在图尔喀墓地发掘的219座墓中，偏洞室墓183座。葬式绝大多数为头向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这种文化遗存有自身的特征，与其他地区同时期文化区别明显，可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

王建新最后断定：“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均不见于巴克特里亚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也与已知分布于伊犁河、楚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的塞人文化遗存没有关系，而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期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

“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王建新讲道，“我们认为该类游牧遗存的时空范围和文化面貌特征等与大月氏西迁的历史背景更加相合，应该就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遗存。”

王建新和梁云根据出土的文物分析，拉巴特墓地的竖穴墓年代应该已经进入公元2世纪，为拉巴特墓地晚期遗存。对照竖穴偏室墓和竖穴墓的分布位置，他们发现，拉巴特遗址东部主要为竖穴偏室墓，西部主要为竖穴墓，埋葬的次序是从东往西，说明拉巴特遗址墓葬的形制和葬俗存在由竖穴偏室墓向竖穴墓演变的过程，晚期竖穴墓与平原区域的贵霜帝国早期地面龛式墓同时存在。

按照现有考古发掘的资料，我们能够推测，大月氏被击败之后，带领治下的各个部落迁徙至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在这里，他们仍然沿袭山地游牧人群的生活方式，保持强大的武力，采用部落制和领有制统辖游牧人群和绿洲农业人群。他们很快接受了新栖息地的日常器物，但其社会组织体系的演化却需要更长时间，因而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这能够从拉巴特墓地的整体形制上管窥一二——从那种具有明显规划痕迹、存在某种秩序的墓地，以及墓主人随葬品的基本相似性所体现的身份等级相似性，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部落或者氏族的公共墓园。而墓葬中的武器，显示出武力对这个部落或者氏族的重要性。大月氏的不同部落抵达巴克特里亚地区之后，分散各地，依然延续了各自的包括葬俗在内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但不同部落之间的文化习俗未必一致。

王建新和他的团队终于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城外的拉巴特遗址追到了大月氏的身影。这是一次跨越2000年的追寻：张骞用了13年时间，一路受尽磨难，充满艰辛；王建新则整整花去了18年时光，其间的磨难岂是一句艰辛能言尽，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才完全知道。

（未完待续）

编辑：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