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93）

文/王鹏程

1907年9月14日，日本汉学家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经过函谷关时，还可以见到关门左右有清嘉庆六年（1801）的对联“未许田文轻策马，愿逢老子再骑牛”，路右石碑上有乾隆五十二年（1787）所题的“函谷关”。1925年6月3日，日本汉学家加地哲定也经过函谷关，上述历史遗迹还未漫漶，他记录道：

……出了灵宝走了二里路，渡过弘农河，西边耸立着一座高山，那就是函谷关。新建的二层城门楼，还有一座古函关。楼上供奉着老子驾青牛的塑像。上有一副对联：“未许田文轻策马，愿逢老子再骑牛。”上联里的田文就是孟尝君，因鸡鸣狗盗的传说而得名。下联写的是老子遇到令尹喜，为世人留下了“五千言美文”的故事。山势向南盘桓，北面被黄河阻断。中间只有这一条路，连猿猴都无法通行。真是天然的要冲、天下的绝塞啊。进入关门，行走在峡道中，两岸峻峰林立，道路如羊肠一样盘旋曲折，山表是清一色的黄土层。天一旦下雨，积水就会淹没车轴，就算不下雨，那如山涧小溪一样曲折难行的小路，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可以过去的。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这里绝不是箱根那样的地方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鲁迅经过函谷关时虽然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记录，但老子骑青牛遇到关令尹喜的故事，无疑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缘际会，十一年后，在《出关》中，他的记忆被激活了。

《出关》以孔子拜老子为师，两人相争，老子失败出关为线索，通过老子的艺术形象，独具匠心地批评了老子哲学，认为“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鲁迅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在小说中，鲁迅有机地融入了当年西安讲学的一些亲身经历，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效果。

《出关》中的函谷关，“城墙倒不高”，老子被“扛在牛背上”到了关上大厅——“临窗一望，只见外面全是黄土的平原，愈远愈低；天色苍苍，真是好空气。这雄关就高踞峻坂之上，门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间一条车道，好像在峭壁之间。实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以封住的”。这完全“可看作鲁迅当年登临函谷关的记忆重现。至于作品中写到的老子被迫‘讲学’的情状，更可以说是鲁迅西安讲学记忆的一种不无夸张的艺术化表现”。写到老子开讲也是一样：

大家喝过开水，再吃饽饽。让老子休息一会之后，关尹喜就提议要他讲学了。老子早知道这是免不掉的，就满口答应。于是轰轰了一阵，屋里逐渐坐满了听讲的人们。同来的八人之外，还有四个巡警，两个签子手，五个探子，一个书记，账房和厨房。有几个还带着笔，刀，木札，预备抄讲义。

老子像一段呆木头似的坐在中央，沉默了一会，这才咳嗽几声，白胡子里面的嘴唇在动起来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侧着耳朵听。只听得他慢慢的说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大家彼此面面相觑，没有抄。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老子接着说，“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呵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磕（瞌）睡来，哗啷一声，刀，笔，木札，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

老子仿佛并没有觉得，但仿佛又有些觉得似的，因为他从此讲得详细了一点。然而他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爱说什么“ ”：大家还是听不懂。可是时间加长了，来听他讲学的人，倒格外的受苦。

为面子起见，人们只好熬着，但后来总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待到讲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住了口了，还是谁也不动弹。

老子等了一会，就加上一句道：

“ ，完了！”

大家这才如大梦初醒，虽然因为坐得太久，两腿都麻木了，一时站不起身，但心里又惊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样。

于是老子也被送到厢房里，请他去休息。他喝过几口白开水，就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人们却还在外面纷纷议论。过不多久，就有四个代表进来见老子，大意是说他的话讲的太快了，加上国语不大纯粹，所以谁也不能笔记。没有记录，可惜非常，所以要请他补发些讲义。

“喝过开水，再吃饽饽”“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着陕西腔”,这些鲜明的西安印迹，让我们不禁联系到鲁迅西安讲学的体验——“听讲员的乌七杂八，是鲁迅西安讲学时的一个直观印象。因为陕西省创办的暑期学校虽然是西北大学和教育厅合办，但听讲员并非都是大学生，而是各地派来的小学教员或职员，还有督署的职员、讲武堂的军官士兵等等，面对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听众，演讲效果可想而知。”老子与听讲者之间语言沟通方面的障碍，鲁迅与其他讲师当年在西安讲学时也曾遭遇，“而‘哩’‘呢’不分，更是鲁迅自己的亲身经历”。

（未完待续）

编辑：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