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大陕北》（连载235）

文/ 姬晓东

19世纪末，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祖父降生在米脂县无定河畔。1917年，考入省立榆林中学第一期，在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杜斌丞先生的培养熏陶下，学业突进，立志救国。榆中毕业后，他回米脂从事教育工作，与革命学生安子文、刘澜涛、马健翎、常黎夫、高仰云等教学相长，进行各种爱国活动。

1929年他来到北平，先在国民47军高桂滋军部任译电员，后到西安任杜斌丞先生的秘书。1932年他被派到甘肃，任靖远县禁烟善后局局长，为“靖远兵暴”提供支持与帮助。次年他回米脂出任教育科长，坚持正义，排除干扰，尽心竭力促进米脂的教育发展。1941年他当选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员并成为参议会主席团成员。在李鼎铭先生的倡导下，他亲自起草了著名的“精兵简政”提案，与李鼎铭等11人签名提交，引起巨大反响。为响应发展边区经济的号召，他创办起公私合营的米脂万合毛织厂，对推动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1946年，他再次当选边区第三届参议员，会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业局副局长、交际处副处长和米脂县县长等职，参与并领导了边区经济建设和米脂土地改革。1949年6月1日，作为榆林军管会的成员，随解放军入城，接受国民党22军的和平起义。

在外人的眼里，祖父是一个信仰坚定、活出自我的典范。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身板挺直，衣衫整齐（不少衣服还打着精致补丁），极具幽默感的小老头。

祖父的耳朵，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被炮弹震聋的，从那以后，任何人与他对话，他要么是吼喊，要么用笔交流，为此常弄出笑话。如过年燃放鞭炮，他会幽默地问，你们放的是“哑炮”吗？一次，省人大常委会孙副主任来家看望，问他睡觉咋样，他说水饺，哦，能吃20个，惹得在场的大家忍俊不禁。那年，来榆林视察工作的国务院王副总理点名要见他。两位曾一同共事过的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热烈地用笔交谈边区和绥德警备区的往事，其热闹程度比起常人用语言交流毫不逊色。

祖父一身正气，淡泊名利。20世纪70年代，祖父还在榆林县政协上班，大院里有一棵遮天蔽日的老杏树，每年端午前后挂满黄灿灿的杏子，满院飘香，我等孙儿们却只能“望杏止渴”。祖父对垂涎三尺的我们说，黄杏绝不能摘，因为是公家的树结的。叮咛完毕，总会掏出五分或一毛钱让去街上买着吃。他住在三教庵附近，成百户民居门前有一道百米长的土坡，每当暴雨过后被冲得七零八落。雨过天未晴，他便召集我们挖土填沟。完工后每人发一毛五，让买电影票作为奖励。

祖父担任榆林农校（工业学校）校长17年，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反右斗争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农校，他的“抗争”使得全校未划一名右派，堪为全国罕见。改革开放后，他有多次机会到西安和北京定居，但总是以不给组织添麻烦为由而婉拒。1985年，我随他参加杜斌丞纪念馆开馆仪式，省委某副书记和地委书记到房间看望祖父，发现他住的是单间，马上指示工作人员让出自己的套间，并说姬老如想当官的话，会比我们当的大多了。的确，对仕途淡然的祖父，官位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局长，一步步做回榆林的校长和县政协副主席，貌似走在仕途的下坡路上，但他踌躇满志，不忘初心，胜似闲庭信步，为家乡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犹如他在冬天窑洞里的火炉子上，优雅地煮着热腾腾的咖啡，淡然从容，极其满足。

经常有人问我，在已出版的小说中，哪本是最好的，我并没有答案，没答案其实是最好的答案。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天赋一般，能写小说，不过是注重有趣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不断获得自我认知，产生叙述和分享的冲动而已。我的明显问题，是语言张力缺乏，行文更无多少诗意，这是文学修养和理论素养不到所致。能力的不足，常让我诚惶诚恐，这也是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旱码头》出版并热卖后，曾有作家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协，我却不敢加入的原因。令人宽慰的是，为竭力组好词、造好句、讲好故事，我一直在努力提升着自己。有人翻看我的书，就是我前行最大的动力。谢天谢地，谢读者朋友了！

我是喜欢文学批评的，如果有人对我的书提出批评，发出尖锐的声音，我由衷地道一声，谢谢！没有文学批评家，哪有文学家？只可惜，当下鱼龙混杂的文学作品“研讨会”，多是赞美会、吹捧会与献媚会，而本该有的文学批评，却是隔靴搔痒、蜻蜓点水。当文学评论只有一种赞美的声音，那是十分可怕的，这是我从不研讨的唯一原因。

这里，要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张孔明先生和责任编辑姜一慧女士，他们在拿到少部分文稿后，立即给予积极肯定，鼓励我很快写完全书，为最终出版付出努力；也感谢该社的总编宋亚萍女士；感谢党史专家高霞女士对本书涉及党史内容的审定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感谢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榆林市委宣传部、榆林传媒中心《陕北文学》、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榆林市文联等单位的支持；也要感谢为本书策划的韩万胜、王建领先生。

2022年12月31日于西安

（全文完）

编辑：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