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91）

文/王鹏程

第三十五章 鲁迅长安行与后来的创作

鲁迅由长安之行引出了四篇创作：两篇杂文，一篇是《说胡须》，一篇是《看镜有感》；一篇散文诗《立论》；一篇历史小说《出关》。均以鲁迅的记忆和印象为原点生发开去，点染铺排，再现了长安行的一些印迹和细节。

于当年写下的《说胡须》的开头即点明两个多月前的那段旅程——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么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往，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这种描述带有鲁迅式杂文修辞情绪化的特征和结构篇章的需要，未必没有夸张和幽默的成分。其行文目的，是在这种平淡模糊的“没有什么怎样”的印象中，突出长安孔庙所见李二曲像以及历代帝王像“胡子向上翘起”的特征。但“一位名士”却“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那么，到底谁对呢？鲁迅进一步举例指出王小隐等“国粹家”的浅陋：

……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的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惮烦，孳孳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

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则认拖下的胡子为国粹亦无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黄帝的子孙？又何以说台湾人在福建打中国人是奴隶根性？

胡子是男士生活中的小事，“国粹家”却将其提升至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结果他们认为国粹的“拖下的胡子”，却是元兵带来的蒙古式；他们攻击的上翘的“日本式的胡子”，中国却古已有之。“国粹家”的无知、浅薄和自以为是的画皮，被鲁迅无情地撕扯了下来。可悲的是，在事实面前，“国粹家”视而不见，鲁迅的解释和申辩他们也置若罔闻。在有理讲不通的环境中，鲁迅也无可奈何地悟出了一个对策：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

《说胡须》之后过了大半年，距离长安行也过了一年，鲁迅依然意犹未尽，在《立论》中讽刺了王小隐的“哈哈论”。1925年7月13日，鲁迅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了《立论》一文：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骗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你瞧！那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这是鲁迅用漫画式的手法刻画的有名的“哈哈论”。据荆有麟讲，“哈哈论”的形成，得益于鲁迅长安行的“收获”——

这是鲁迅先生发明的有名的哈哈论。但这哈哈论的形成，据鲁迅先生讲，是这样的：

民国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暑假，陕西督军刘振（镇）华氏，代表西北大学向北京各大学校教授及各报记者，请求前往西北大学讲演。当时鲁迅先生便是被聘请中的一位。鲁迅先生因从来没有去过西北，很想借此机会，去看一看。当时同去的，京报社代表是该报记者王小隐（孙伏园那时是代表晨报社去的)。据鲁迅先生回来时形容，王小隐那次是穿的双梁鞋——即鞋面前头有两条鼻梁。当时北京官场中人及遗老多穿此种鞋——一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便是哈哈哈。无论你讲的是好或坏，美或丑，是或非，王君是绝不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总是哈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先生当时说：

“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

于是才写了那篇《立论》。

（未完待续）

编辑：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