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92）

文/王鹏程

据鲁迅西安讲学时负责接待的张辛南回忆，鲁迅“从陕州乘民船到潼关这一段”，讲过“他初到北京造谒江叔海先生时，寒暄数语后，江先生即谈起那天的天气，就哈哈大笑了几声”的事情。因此，鲁迅的“哈哈论”，至少杂取了江叔海（江瀚）和王小隐两人的特点，并从他们身上总结出是非不清、模棱两可的“哈哈论”，并将之具体化和形象化，发人深思。在1934年所写的 《看书琐记（二）》中，鲁迅慨叹：“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在同年所写的《忆刘半农君》中，他感慨：“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由此可见鲁迅对“哈哈论”人生哲学的厌恶和不屑。王小隐后来的“落水”和自缢而亡，也是这种“哈哈论”人生哲学的必然结果。鲁迅可谓真会“识人”矣！

《看镜有感》写于1925年2月9日，3月2日发表在《语丝》上。鲁迅从自己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收藏的几面铜镜说起，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地论述了汉、唐、宋、清等各个朝代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得出这样的结论——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汉唐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气象，是因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敝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自从在西安亲眼见到昭陵四骏后，鲁迅在惊叹于汉唐气魄的同时，想必也深刻思考了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如何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开放性”问题。他在《看镜有感》里的分析“很富启发性，它教人如何进行心理分析，从表面虚伪的迹象中，剖出真实的心理状态来。原来那种拒斥外来事物、宣扬国粹主义的行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民族传统强有力的捍卫，其实却正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孱弱心理的表现”。那么，应该如何去做呢？鲁迅给出了答案——必须“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

《出关》作于1935年12月，发表在1936年1月20日出版的《海燕》上。尽管距离长安行已经十年有余，鲁迅还是将他在西安所见写进了这篇不无揶揄的历史小说中。

鲁迅赴西安时，7月12日抵达函谷关。陈钟凡记，见“关楼耸立两山之阙，旁树二碣，文字不可辨，闻署‘商直臣关龙逄墓’及‘古函谷’令尹喜望气候老子处也”。同行诸人想下船一游，结果“昨夜新雨，门水暴涨，不能徒涉入关”“余等下船往看函谷关，阻水而返”。8月9日，鲁迅与孙伏园、夏元瑮返京经过函谷关，终于如愿以偿得以游览。

函谷关“关城在谷中，深险如函”（《读史方舆纪要》引《括地志》），因而得名。王桐龄记述了函谷关的险要——“关在灵宝县西数里，关以东有小平原，南负崤山，北带黄河，灵宝县城在焉。关以西为甬道，两旁皆峭壁，中间只容一车通行，若东来西往二车相遇时，则彼此皆不能通过，故入谷以后，车夫恒高声遥相招呼，令对面之车，择路较宽处——用人力凿成，在大路旁宽约一车者——暂行停止躲避，俟此车既过再行。”

函谷关是进入陕西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要地，也诞生了不少传说典故。其中老子出关、鸡鸣狗盗是最著名的两个。

《史记》载，老子隐居不仕，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后“莫知其所终”。在道教中，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成仙。刘向《列仙传》记老子出关：“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

“鸡鸣狗盗”是关于“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故事。《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齐国的孟尝君被秦国扣留，他的一个门客夜里钻狗洞潜入秦宫，偷出本已献给秦王的狐白裘，另献给秦王的爱姬，孟尝君才得以释放。孟尝君深夜逃到函谷关，城门紧闭，他的另一个门客学公鸡叫，骗开城门，才得脱险逃回齐国。

（未完待续）

编辑：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