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85）

文/王鹏程

　　接待鲁迅的李级仁“与鲁迅谈得很要好，鲁迅先生对他做人做学问，指示颇多”。李级仁说：“鲁迅先生来西安后，我担任招待的职务，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手里不断香烟，在烟雾弥漫中，谈笑不苟，绿色的三炮台，总是一支接着一支。他来西安，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原想着到马嵬坡去看杨贵妃的坟墓。然而以对西安的失望，加之道途不靖，终于没有去。”也有可能鲁迅到西安后得知杨贵妃墓为后来的好事者所为，并不可靠——墓碑为毕沅所立，题诗多为明清之作，并无什么可观价值，因而作罢。1906年10月，日本汉学家宇野哲人游览了马嵬坡之后，观感如出一辙。李级仁所说的“道途不靖”也未必准确，当时没有战事，从西安到兴平即使有土匪出没，省长兼督军刘镇华所邀之学者出游，安全保障也不该存在问题。王桐龄一行在讲演结束后游览华山，即是一例。1925年6月，距离鲁迅长安行不到一年，日本汉学家加地哲定还游览了马嵬坡与杨贵妃墓，由此说明“道路不靖”大约只是说辞。鲁迅因对西安失望，连带提不起去马嵬坡的兴致。
　　孙伏园是怎么解释鲁迅《杨贵妃》创作计划作罢的呢？
　　鲁迅先生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尝谈到这一点。
　　从白纸黑字中所得的材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也由白纸黑字中得来，这个第二印象一定有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但是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来自真正自然或实际社会，那么它的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或者要大大的减低，甚至会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也是可能的。
　　对于鲁迅先生的失望，我想第一步或者可以适用这样一个解释。
　　鲁迅先生怕看《黛玉葬花》这一类戏，他对我说过，就为的不愿破坏他那从白纸黑字得来的完美的第一印象。那么真实的灵宝城等等，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其次，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为人事有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地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只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到西安而被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的了。
　　1924年的西安早不是大唐盛世时的帝京长安，不仅地理空间如此，气候环境也有不小的变化，鲁迅应该明白这种历史的变迁。因此，“从白纸黑字中所得的材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肯定要比“真正自然或实际社会”的“第二印象”可靠得多，这点鲁迅肯定也非常清楚。他在1933年曾仿崔颢的《黄鹤楼》作《吊大学生》 ——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 也能说明这一点。1934年1月11日他致山本初枝的信中也承认了这点：“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纵横驰骋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
　　在1924年的西安，想看到“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玉环，想看到盛唐气象，可能吗？显然不可能。
　　孙伏园和鲁迅依然没有放弃，他们“想找到一点新花样来提起大家的兴趣”，得到“新的刺激”。这时候“鲁迅先生忽然愿意尝一下异味”——“鸦片”，结果只尝出了“苦味”。孙伏园开玩笑说：“万一那一天我们居然成功，那么《杨贵妃》也许早就问世了。”
　　实际上，即使“那一天我们居然成功”，《杨贵妃》也不可能问世。
　　除了孙伏园的解释外，关于《杨贵妃》“流产”的原因，“有人归咎于邀请讲学的军阀刘镇华的专横跋扈，有人抱怨从北京到西安的路途遥远舟车不便；有人称，那年头兵荒马乱，西安街头乱七八糟，难怪鲁迅印象不好；有人猜，要是牡丹花开的三四月间来西安，鲁迅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1947年，许寿裳在峨眉出版社刊行了《亡友鲁迅印象记》，在第十五节“杂谈著作”中，许寿裳谈到鲁迅未能完成的著述，包括《中国字体发达史》《中国文学史》以及三部长篇小说的腹稿——包括准备多年的《杨贵妃》，只是因时势紧迫，鲁迅选择了杂文这么一种“战斗文体”，“再没有工夫来写长篇了”。许寿裳的说法显然受到鲁迅自述的影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他所处的时代，并非可以潜心于“鸿篇巨制”的时代，“现在是多么切近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但这跟他私下的说法是有矛盾的，除了《杨贵妃》之外，他还具体构思过两部长篇，一部是关于红军长征的小说，一部是关于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故事。
　　（未完待续）

编辑：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