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69）

文/王鹏程

学者高信认为：“萧润华提到捐款名册，更不可信，捐款不是集体行为，据孙伏园先生说，是他送去了自己与鲁迅先生的一百元捐款，故不存在名册之类，充其量名单足矣；而浙江会馆转送匾额，恐怕也是想当然的说法，似乎鲁迅拟题了匾，就专门送到浙江会馆（人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是浙江人），再由浙江会馆转给易俗社，这似乎就坐实了鲁迅先生一手经办题匾一事了。问题在于，鲁迅先生在西安期间，连送书上门的书贾也记上了当日‘日记’，却没有一字同浙江会馆有关的记载。”由李约之、高培支所述来看，“古调独弹”为鲁迅所拟毋庸置疑，鲁迅等人联名送匾也是事实。只因为原匾在抗战中被日机炸毁，无法证明“古调独弹”四字为鲁迅亲笔所题。

将“古调独弹”为鲁迅所拟变为不但由鲁迅所拟，而且由鲁迅亲笔题写的说法，缘于196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孙伏园《鲁迅和易俗社》一文。此文为纪念易俗社成立五十周年而作。孙伏园在1954年冬因脑出血导致偏瘫，因而《鲁迅和易俗社》由李哲明代笔。此文首次出现鲁迅“亲笔题‘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给易俗社，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其他学者多人”之说。鲁迅与孙伏园为绍兴老乡，又有师生之谊，关系非常亲密。鲁迅赴西安、厦门、广州，孙伏园都是一路随行。因而，孙伏园的文章很有影响。但翻检孙伏园此前的说法，却与此完全不同。

高信将孙伏园1924年7月到1962年10月近四十年间所写的关于鲁迅赴西安的文字进行了梳理：

1924年7月，即鲁迅赴西安的同年同月，孙伏园所写的长文《长安道上》，“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如右”。述及易俗社，写其成立、机构设置、当红演员刘箴俗与刘迪民、自编剧本、改良秦腔等，可谓巨细无遗，但关于鲁迅捐易俗社五十元以及题赠“古调独弹”一事，未着一字。

1942年，姚蓬子的重庆作家书屋向孙伏园约稿，孙把历年所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结为一集，取名《鲁迅先生二三事》出版。其中有一篇《哭鲁迅先生》，写于鲁迅先生逝世的1936年，讲到鲁迅与易俗社的交往时，只说“后来打听到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关于“亲题”匾额或按鲁迅先生的“意思”题匾，则只字未提。

1956年10月19日的《西安日报》发表了孙伏园的弟弟孙福熙的文章《鲁迅先生在西安》，谈到赠匾一事说：“而且捐匾一方，依着鲁迅先生的意思，题‘古调独弹’四字。”由此可知，“古调独弹”并非鲁迅亲笔所题，而是“依着鲁迅先生的意思”，即鲁迅所拟，由别人题写。文末“附注”云：“伏园先生是和鲁迅先生同来西安讲学，后来同回北京的。现在因手未复原，不能写作。我根据他的话，写这小文。”可见此文亦是孙伏园口述。

高信还考察了其他几位与鲁迅同时到暑期学校讲学者的回忆文字以及当年随行人员的回忆：

王桐龄1928年2月由北京文化学社印行的《陕西旅行记》一书，“几乎是日记体的实录。其中记载易俗社十分详备，评价亦颇高，看来对此社很有好感，但没有一字提到联名赠匾一事”。

陈钟凡写有长文《陕西纪游》，刊发在当年10月21日的《西北大学周刊》上，“对赴陕讲学之来去，用日记体，亦颇详瞻，但还是没有赠匾一说”。1976年7月17日，陈钟凡又再忆了“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依旧未见赠匾之事。

2003年9月，岳麓书社出版了蒋廷黻晚年著作《蒋廷黻回忆录》，其中记述当年赴西安讲学活动甚详，及其对鲁迅很有偏见和误解，但“对易俗社毫无涉及”。

段绍岩，时任职西北大学，兼国学专修科讲师，参加了暑期学校的接待活动，曾陪同鲁迅游览饮宴，“相处虽暂而相知较深”（段绍岩语）。其在1953年2月为单演义著《鲁迅讲学在西安》写的序言里，也未提赠匾一事。《鲁迅讲学在西安》的稿本中已经肯定了“匾额上所题‘古调独弹’四字是鲁迅先生拟的”（没有肯定是鲁迅“亲笔”题写，只说是“拟的”，其意思与前述孙福熙文中“依着鲁迅先生的意思”略同）。1956年10月19日《陕西日报》发表了段绍岩的《回忆鲁迅先生在西安》一文，谈到易俗社，也只有“离陕之前曾捐了五十元给易俗社，同来的孙伏园先生也捐了五十元”寥寥几笔，亦未提及赠匾。

张辛南，时任西北大学英文讲师兼陕西省长公署秘书，曾自西安至陕州迎接鲁迅一行。在鲁迅等学者讲学期间，与段绍岩一样，负责接待。张辛南发表在1942年6月22日《中央日报·艺林》的《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一文，亦无一字提及赠匾。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文中，张辛南质疑了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的《杨贵妃》一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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