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康有为离开西安后，“盗经”事件并没有平息。1924年1月18日，天津《益世报》刊载了康有为弟子郭芳五、张鹏一等七人与李仪祉的争论。《益世报》云：“康有为此次来陕,对于古物,到处搜罗,迨夺取藏经以后,陕人忍无可忍。始有古物保存会之组织，诉康于地方检察厅。拘票已发，而康竟潜行。宋碛藏经虽见还二十五大皮箱，然其金面清经，则为康之门徒邓刚仲所取去。自康离陕后，其陕西弟子张扶万（按：即张鹏一），对于康盗经事，联络多人为之辩护，登启事于本省《平报》，旋即有古物保存会理事李仪祉，现任水利局长，对张等辩论，逐一辩驳，亦载于本省《建西》日报。兹特并录如下以明真相。”
张鹏一等七人辩护说：
此明版残经，康南海适有其半，欲合成完璧。康南海西湖有别墅，已捐舍归国有，欲以此经藏其中，供国人观览，故于将行，令人与卧龙寺僧定慧商购供奉。后经定慧与佛教会众二十余人公议，请康南海施舍北京内府佛藏经全部，连运价约须五千元；哈同藏经全部、商务印书馆藏经全部，连运价约须千元，共三部藏经价须六千元，以易此明版残经。
康南海慨允之，以为施舍，非谓此明本残经值六千元也。议定，即电京内务府大臣绍英，托购内府全藏，旋得绍公复电，两电皆有，长安电局可查，今并交呈为据。寺僧与佛教会众乃将此残经交付，事出两允，绝非胁迫，更非强夺至明。昨夕陕绅宋芝田来书：“寇立如前来。康南海以此区区不欲多事，昨夕已面交寇立如、郑子平、僧定慧，将此经交还，听候商办矣。”
郭芳五、张扶万、万钝安、寇立如、郑子平、邓刚仲、李逸民。
李仪祉的文章反驳曰：
阅报载郭、张、万诸先生为康有为辩护书，康之为人，经此数月之阅历，诸先生当亦深悉其人，顾为之分辩者，非为康辩，乃以省长之优礼、各界之欢迎，欲为主人全面目耳，用意未尝不善。……
康氏有经与否，愚弗得知，西湖有别墅则真也，固亦曾闻其前数年谋占西湖古迹，与杭州人士涉讼事也。至云已捐为国有，则果有其事乎？康氏始终不认民国，岂其捐之清国乎？辩护者若执此点，能举确证，使愚得询西湖人士知其不谬，则愚必又崇拜“圣人”矣！捐私产以为国有，则曾未闻“圣人”肯作此事也！
即以此次来陕游历论，督军之隆礼，地方之供应，不下于前清皇差，康氏除其东涂西抹之字迹外，所捐于陕西者何物？家有藏书，再三欲以二万四千金，售之西北大学，何不捐之游历各县？随从如云，留至一处，支应辄以千计，其所益于陕西者果何？宁此区区之书，不值捐之西北大学乎？
吾卧龙藏经，大半真宋版也，岂仅明版而已哉！其上明明刻“大宋国熙宁九年刻”，如此奇珍，吾省士绅竟莫之知，而为康氏所垂涎，亦不能不服康氏之聪明，而为吾省人士羞也！鉴古诸大雅，当莫不知宋版之珍贵。三藏之富，即稍有残缺，又岂哈同、商务及内务府新版价值数千元所能易哉？且既光明正大与人交易矣，何必于黑夜间搬运？何不从容装箱而乱取乱堆，致经本拉杂遗于道路？和尚固不敬矣，敬经者乃若是乎？此事发生，和尚谩藏诲盗，固太无知识，然亦我地方士大夫之责也。
三十日夜经去，三十一日愚始调查，得悉初固欲极力全康之面子也。非欲全康之面子，其人在南方固已为人不齿矣，乃欲全我督军省长及地方各界人士之面子也。一月一日，与康同席于成德中学，已向万钝安等先生述此事之重要，请其言于康氏，早为挽回，不见效。继又直接致康一函，亦甚和婉，不见复。
继又托张午中先生言于其父扶万老先生，请劝康氏；同时杨叔吉、高介人各方，设法责令和尚求经，都无效力。闻康氏执意甚坚，经已装箱封固，三日早非启运不可。和尚求之坚，则劝以同逃，到杭州当方丈，再不妥，送往外国。此又皆亲闻诸和尚，及代康辩护诸先生中之人者，岂犹有虚构乎？仆等视事急，乃创设古物保存会，以团体名义，直接劝康，词又极委婉，而乃触其怒。仆等不得已，乃求助于各学校、各热心士绅，求解决于法庭。
至是而康始有退经之意，岂真以此区区不欲多事耶？且若其欲多事，又将若之何？惩办诸请还经典之人乎？必欲夺经以去乎？果出于此，仆等多事，诚有应得之罪，而陕西全省宁得尚谓有人乎？且康氏于夺经之外，所夺零星诸物，为佛像古器，不知凡几，皆确确有凭。仆等但究其大者重要者，其他不欲追究之而已，果事事欲为之辩护，恐亦不胜其辩矣！……
尽管康有为的弟子门生尽力为其辩护，其中也不无道理，但陕人还是厌恶康氏的保皇反动以及昏言昏语的讲座，甚至有人拟“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一联予以詈骂。从此，康有为“盗经”的事情百口莫辩，基本“坐实”且广为流传了。
1924年7月，鲁迅到西安后也去了卧龙寺。此时，康有为“盗经”之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天下皆知，他和孙伏园也就格外留意卧龙寺所藏大藏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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