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赵俊贤

文/李道新

第一次看到“赵俊贤”这个名字，是在1988年12月初，在湖北省石首市南岳中学的一间教务办公室。

此时的我，从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不到半年，就职于这所家乡的普通中学，担任高中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高一的学生淳朴可爱，也好学上进，但我心有不甘，总觉得还没有去到远方，就已经回到了原点；更害怕鸿鹄之志还没有设定，就把自己变成了无法高飞的燕雀。这岂不是太生不逢时，太怀才不遇了吗？

确实，1988年12月初，刚满22岁的我，随身携带的行囊中，除了勉强拿得出手的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之外，就只剩一本敝帚自珍的手抄诗集了。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的一位校园诗人，是由波德莱尔和T.S.艾略特滋养过的，并被北岛和顾城名垂新诗史册的句子开过光。即便身在尘埃，精神也应该高耸云端。这种象牙塔孕育的年轻人，初入社会，当然是格格不入。不出意外的，在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求告无门、灵魂暴击和理想幻灭之后，就动了想要离开的心思。

正好，一位同事告诉我，教务办公室有一本198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简章。这种送上门来的诱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天意。便趁着一个全校晚自习结束后的空隙，做贼似的溜进教务办公室，搬出简章翻找起来。没过多久，我便异常坚定地确认了自己的选择。

当时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从此被西北大学和赵俊贤老师彻底改变了。

1989年春夏之交，空气中弥漫着灼热、焦虑与惶恐的味道。尽管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前往西北大学参加复试并面见导师的机会，也在随后接到了正式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但现实总是残酷的，诗歌已经无能为力。我所在的中学及其教育管理部门，以工作年限太短为由，无论如何都不予放行。话说回来，我确实只教了一年中学，但这一年除了跟学生打交道所获得的心理满足之外，总是囊中羞涩，极度拮据，很快就将难以为继：除了压在箱底的几张无法兑现的国库券，每月不到90元的工资，在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甚至根本买不起从岳阳到西安之间往返一次的硬座车票。是必须离开的时候了，尽管这样的离开总是狼狈，甚至太像一种青春的崩溃。

在后来的一篇短文里，我曾经这样写道：正是在困兽倒地、万念俱灰的尖峰时刻，我得到了唯一而又最为关键的鼓励。从西北大学，寄来了导师赵俊贤的亲笔信。信的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导师来信。后来我才知道，正当我在家乡饱尝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黑暗之时，导师不仅非常关切地给我写了信，而且准备在特定情况下飞来南方，屈九朝古都堂堂教授之尊，跟县城衙门据理力争！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激的人，尤其是面对宽厚的父辈。父亲的早逝，不仅让我无法体会父爱的隐衷，而且学习不到人子的要诀。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跟导师说过，从当年接到那一封信开始，我就在心中把导师当作父亲。

也是在这篇短文里，我描述了自己离开家乡，走向赵俊贤老师的那个秋天的心情。汽车开动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我将永远离开这座故乡的县城。当母亲的坟墓依靠着父亲的坟墓，全都静静地躺卧在童年必经的稻田，我的心已经孤单得像一阵莫名的风；而当我拖着全部的创痛把自己送往遥远的西北，也只是为了一个人。那是1989年的秋天，23岁的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叨了千遍的名字：赵俊贤。

在西北大学读研和留校工作，跟随赵俊贤老师的五年，是赵老师把我从懵里懵懂而又自命不凡的文学青年，改造成具有相对明确的自我认知，并逐渐摆脱自卑获得自信的五年，也是赵老师引导我从身心的流浪漂泊，走向人生有所归属的关键岁月。

2021年7月15日，在送别赵老师的仪式上，我才终于意识到，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导师，失去了我事业中最需要感恩、精神上不可或缺、生命里值得依靠的亲人。但在泪眼蒙眬处，脑海中回荡的全是导师叫着我的名字，还有那些响彻时空的爽朗笑声。我在悼词中含泪写道：32年前，导师收留了23岁的孤独的我。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导师家的第一天，导师看着面黄肌瘦的我，不断地说要多吃饭，师母则一遍一遍地朝我碗里夹菜。我想，家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了父母的关爱和期待，孩子就不会在外面流浪了。

同样，赵老师带领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写作的教学与治学方式，也彻底终结了我的精神流浪，让我第一次从天马行空的感伤之情和不切实际的诗人之梦中醒转过来，开始冷静地面对自己的选择，也逐渐懂得了思辨的价值、文学的魅力和历史的意义，手把手地帮我推开了学术的大门。在跟随赵老师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做学问的。导师不仅带领我们做学问，还向我们展现了学问可以达到的高度和学者应该追求的境界。这是一种言传身教，更是一种润物无声。

直到现在，我也由衷地感佩，在赵老师爽朗的笑声背后，应该蕴藏着一种常人很难具备的孤勇气质，以及从大处着手的纵横捭阖的精神气魄。在此后的日子里，尤其是当我自己也成为研究生导师之后，我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赵老师为榜样为人处世，不再逃避世态的炎凉、人性的深渊与学术道路的艰险，积极鼓励学生乐观而又超然地面对一切，并以此克服生活和事业上的种种不如意。

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赵老师的勇气和气魄是我学不到的。如果换作是我自己，我就不会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第一卷的撰写任务，交给一个仍在做梦的、从未做过正规论文的毛头小伙，但赵老师就有这样的胆魄。

实际上，在跟随赵老师的人生五年，正是赵老师施予的高压，才让我没有荒废自己。通过阅读导师的《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我不仅获得了作家研究的独特视角，而且学到了如何摆正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记得我是看到过杜鹏程《保卫延安》的部分手稿的，甚至跟着导师去过一次杜鹏程家里。另外，通过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史稿》，我不仅由衷地佩服导师为当代小说写史的勇气，而且特别惊叹于他竟然可以以“人物形象系列”的方式超越传统文学史述的编年体。我同样记得，在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里，郑重地登载着导师的整页照片，那该是一种多么值得学生们艳羡的荣誉。通过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我更是有幸亲历了建构学术大厦的艰辛与快乐，一窥复杂历史的堂奥，得近文字与文学、思想与方法的芳泽。由是播下学术的种子，待学生一代传承和延续。

正是在赵老师学术风格的深刻影响下，我选择前往北京攻读电影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完成的第一部个人专著《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就是在模式化研究脉络中展开的中国电影专题史研究。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个人的学术道路上，由中国电影批评史、文化史和传播史构成的“三史”框架，以及由主体性、整体观和具体化构成的“三体”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蕴含着赵俊贤老师学术思想的基因。

人生五年，何其有幸。山高水长，师恩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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