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21）

文/王鹏程

由上可见，康有为在西安演讲效果实在说不上好，固然有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更具决定性的是所讲内容。康有为的思想是新旧交错时代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复杂样本，他虽游历世界但未悉天下大势，增长了见闻却没有增长见识，抱残守缺，成为一个倒行逆施的老古董。他这时候不只胶柱鼓瑟，甚至有些神经错乱了。时任镇嵩军总部秘书的井俊起曾多次与康有为交谈，他说，1923年9月，李敏公偕康有为到西安，以讲学为名，住河南会馆，康有为“近于神昏（由陕到山东即病死），历次所讲全涉玄渺，且皆语无伦次，至于言游三十三天，则先述各天之名，后竟言在某天见某人（皆古人），说某话，游某处，作某事，历历指陈，人皆谓为梦呓，尤为荒谬绝伦。余亦往见数次，所谈大抵东鳞西爪，莫测端倪。一日，余往见之，彼适游终南山回，携来十三块石，大不盈尺，形状虽不一，然并不奇异。彼以为古物（常在市上购古物，并无有价值者。购物之款，由雪公代付），令余参观，赞赏不已，余无言。余去时，彼送至室外。余指两门枕言，此亦古物。彼言不是。余言，此石想已经数千年，岂非古物？彼言汝不知考古，此石不得为古物。亦不以余言为戏侮。至其游华山时，纯庵陪去，至极顶，遇一道士，熟视康，言汝是康先生否，相抱大哭。盖光绪最宠信之太监，慈禧囚光绪于瀛台，该太监常设法与外方通讯，以致慈禧将杀之，得小太监告密，逃至此地，因而获免。遂各言别后事。所言光绪、慈禧情况，多外人不知者。纯庵曾笔录，余嘱其付印，彼然之，而未果行”。

康有为离开西安后，康门弟子将他的演讲文字集录为《康南海长安演说集》出版。

第十章

“圣人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

康有为“盗经”的罗生门

康有为在西安的演讲已很少有人记起，但他的“盗经”事件不仅当年轰动一时，现在依然广为流传。如1980年梁漱溟在与艾恺的谈话中谈到康有为时，就提及康有为在卧龙寺的“盗经”逸事。

不过，关于此事说法不一，到底是“换经”“盗经”，还是“补经”，后来成了众说纷纭的“罗生门”。

康有为“盗取”的是什么经书，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这么持久的关注呢？这部经书全称《宋碛砂延圣寺刻本藏经》，因开雕于平江府（今苏州）碛砂延圣寺而得名，简称《碛砂藏经》，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雕版印刷品。该经初刻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刻毕，是一部闻名中外的佛教诸藏汇编，为海内稀世珍本。当时藏于西安著名的卧龙寺。

1923年11月30日，应佛教会邀请，康有为在碑林附近的卧龙寺举行了他在西安的最后一次演讲，见到了这部经书。据当时康门弟子记录，当天“下午二时，由万钝安、李逸民、门人张鹏一、邓毅、郑维翰，陪先生乘汽车至卧龙寺门首，会中同人出迎，至禅室小息。僧俗千余人，请至讲堂，行相讯礼毕，先生登台言曰……讲毕，僧俗同拜谢。退至僧斋，众备伊蒲饭餐后，又摄影于竹院而散”。当天应该初步谈妥了“换经”或“补经”，后来却演绎成了“盗经”。

持“换经”说的，有亲历者郑志毅和刘安国、马凌甫以及康有为的弟子张鹏一。郑志毅说，康有为参观卧龙寺时，见寺内宋版《碛砂藏经》保存不善，“鼠屎尘垢，凝积寸许”，觉得可惜，就派弟子与僧人协商换经。双方签订协议后，因为康有为派去搬经书的人多搬了别的经书，僧人定慧发现后要求返还。刘安国回忆说，康有为在寺里看到藏经，知道是海内孤本，想拿去翻印，于是向僧人提议换经，随后派人装箱带走。易俗社创始人李桐轩得知后很生气，让儿子李仪祉和其他进步人士将消息上报，造成舆论，又告上法庭，发出传票。于是圣人“盗经”闹得举国皆知。康有为气愤地说“不要了”，当夜把藏经归还卧龙寺。但是，新闻已经传遍全国，这事就成了笑柄。马凌甫的回忆与郑志毅相同，他说康有为游卧龙寺时，僧人定慧请康氏吃饭，康见寺内存有宋版藏经，就想以正续藏经两部来换。定慧不敢做主，说要佛教会公决。康回去后就派人到寺里把经借走了，形色仓皇，还掉了几本在路上。事后寺僧请各界人士支援，李仪祉等人听说后邀请多人开会，最后决定起诉康有为，拘票送去后，康有为大为冒火，刘镇华也觉难堪。康有为走时带着十几骡车的箱子，陕西人以为是藏经，就大肆宣传“圣人盗经”。马凌甫的结论是，康有为并未带走藏经，而是归还原处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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