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22）

文/王鹏程

郑志毅认为，“盗经”事件是由于康有为讲学引起新旧思想冲突，众人真正针对的是刘镇华，而康有为受了政治斗争的祸害，成为人们借题发挥的对象。1995年，学者罗宏才看到张鹏一的日记，张氏在1923年11月29日写道:“连日为南海师换卧龙寺佛经事不乐，今日事始了结。上月（日）南海师游卧龙寺，见厨房中旧柜藏旧佛经破烂不整，因与寺中和尚定慧、教会诸人商议以旧经置此可惜，愿全藏经相换，经郑子平从中说定，由朗夫（克）之子敬儒夜中以车运经至中州会馆。时南海师久西安督署，支应颇费巨款，本地人士已有繁言，藉（借）此夜中运经，因造为盗经之说以相传。”张鹏一所记时间有误，康有为是11月30日才到卧龙寺的。

持“盗经”说的除了李仪祉，还有米暂沉。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李仪祉知道此事后，成立了陕西古物保护会，反对康有为，认为搬走不在合同内的藏经就是盗窃，并请马凌甫支持。他们又把此事捅到媒体，上海画家徐朗西画了“康圣人盗经漫画”，于是此事成了大新闻。康有为得知后，立刻派人归还藏经，撤销合同，并让四十多人联名登报声明。米的说法更为夸张：“更糟糕的是康圣人此番到陕，不只吞没了多人请他鉴定的金石字画一类文物，而且还准备把西安卧龙寺一批宋版佛经带走。消息传出之后，引起了陕西省内外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反对，电报、传单、宣言、警告等等文件满天飞，一时反对康圣人盗经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是康圣人盗经不成，悄然离陕以去；‘刘兼座’也弄得非常难堪。”

持“补经”说的是时任镇嵩军总部秘书井俊起。他在《雪苑戆叟忆往》中说：“未几，京、沪报纸竞载康有为在陕盗经。实则康到西安，宋芝田、李孟孚等皆前清戊戌政变时维新派，及康出走，宋遣戍，李革职，此次相见，异常欢慰。惟康系保皇党、复辟人物，新学界深为不满。西安卧龙寺原有明版佛经，残缺不完，仅及半数，康见之，商之宋、李等，谓彼有一部与此同版，但亦仅三分之二，若得此部查补，似可完成全部。愿购上海新编缩印之全部，存于图书馆，供众阅览。宋、李等商与雪公及教育界人士，均以为可行，许康将此经相易，带回上海。新学界及和尚反对。原不可谓盗。旅京沪人士亦迭电到陕，同声讨康，予以驱逐。新学界召集学生游行开会，赴康寓门前，驱其出境。康遂去陕。”

康有为归还经书，除了国内舆论的压力之外，与老友宋伯鲁的劝说也有很大关系。张应超在《宋伯鲁生平事略》中说：

1923年10月，因吴佩孚函荐，陕西省长刘镇华请康有为到陕西讲学。康有为在西安游览卧龙寺时，见该寺所藏宋版碛砂藏经放置散乱，认为保存不善，遂与该寺住持定慧（有的资料写作静慧）法师商定，由康把碛砂藏经带回上海印制新版藏经，以新换旧，并签定了协议。商妥之后，由刘镇华部下军人把碛砂藏经运到西安中州会馆康有为下榻之处。刘部军人运经时，将该寺其他经卷一并运走，定慧大为不满，即向宋伯鲁及其他陕西知名人士李仪祉（水利专家）、杨叔吉（红十字会会长）等人告急，李、杨等人把此事报告省议会议长马凌甫。一时间，陕西许多知名人士群起而攻之，康有为“盗经”之事闹得满城风雨。宋伯鲁出于多年的交谊，在为康有为饯行时亦好言相劝，让康有为还回运走的藏经。不料康有为竟勃然大怒，反唇讥宋伯鲁说：“你是先恭而后卑，你是怕。”又拍案说：“不要了。”怏怏别去，当即派人将大藏经等整车送还。宋伯鲁为保护陕西文物，不因与康有为的多年交谊而阿其所好。

对于“盗经”一事，康有为在1923年12月致宋伯鲁的信《答宋芝田书》中是这样说的：“此经为明本残本，仆亦有此残本，故观斯秽状，大以为不敬，再观之而不忍。乃令人与僧商、僧与佛教协会公议，请仆购北京内府全藏全部一部，连运费须四五千金，哈同园索引佛经全藏一部，商务印书馆印续藏经一部（二部速运费亦须千金），合三大部施舍以易之。仆不忍此残经之蒙秽，亦允之。……闻僧定慧于交易此经，不止佛教协会曾公开二十余人会议，即各寺方丈亦经遍告，允肯而后敢交易，岂能责以私卖也？”又说此经为明版残本，“非足以当国宝也”。康有为越说越生气，又反问了一通：“陕中宋元版书，秦汉古物，乃能当古，然各贾及游秦者，日收而运出售之，此而不保，乃为一明本残经而大哗之……何其谬耶？”最后说：“然公等既如此，仆当立将各残经交还也。”并请宋伯鲁帮他向各界解释一下情况。

值得寻味的是，尽管“盗经”事件让康有为颜面扫地，但他继续在西安游山玩水，似乎并未受多大影响。12月1日，康氏游三原。4日，在三原中学演说，听者数百人。5日，观唐高祖献陵。9日，游毕原，登汉惠帝安陵。12日，游临潼，浴华清池温泉。17日，游汉文帝霸陵。19日，游汉宣帝杜陵。23日，游礼泉、咸阳。24日，游昭陵、平陵等。1924年1月初，康有为才离开陕西，东赴洛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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