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男儿须到古长安”:“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长安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根柢,是“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精神的芯片,中华文明的名片”。正如1906—1910年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的日本汉学家足立喜六所言:“中国四千年文化的精华,实即此地汉族的活动。同时,也可以说是长安的历史。”不了解长安,就无法了解中国。
“秦中自古帝王州”(杜甫《秋兴八首》其六),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名都。汉初张良在论证定都关中时曰:“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正因为如此,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古都,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和政权于此建都,长达一千一百多年,长安也因此位列中国“七大古都”之首。
长安也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古都,与雅典、罗马、开罗并列世界公认的四大古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见证者。其与古罗马作为东、西方最早的百万人口大都会,曾创造了世界文明的高峰,成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文明圣地。
一部长安史,即是大半个中国史。长安记忆即是中国记忆,长安故事即是中国故事。今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礼、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西周青铜器、秦代兵马俑、汉代石刻,传世称颂的汉赋、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杜牧等文豪所成就的唐代诗文瑰丽奇观,书法艺术高峰“颠张素狂”“颜筋柳骨”的笔走龙蛇,以及汉唐的兼容并蓄、开放进取、文教昌盛、文明远播,等等,可以无限列下去的周秦汉唐的盛世气象与文化记忆,都是源自长安这座古朴雄大的故都。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印章和精神故乡。作家李国文在《唐朝的天空》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了。汤因比没有到过长安,他对长安的倾情与迷恋建立在文字所记载的大唐气象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艺术繁盛,长安成为他思古幽情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这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所著《文学中的城市》中所言:“城市和文学文本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
唐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长安不再成为国都,也逐渐失去了全国的中心地位,成为一个地方性的都会。不过,北宋时期,陕西路的首府依然按照汉唐专指首都的习惯叫作“京兆府”,而不像其他地方叫作“某某州”,这其中隐含着对汉唐雄都的眷恋。北宋后期,京兆府改为永兴军路的路治,是当时全国唯一以“军”为名的路一级行政区。
到了明代,朱元璋建藩封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寓意安定西北,封次子朱樉为秦王。自此,长安更名为西安。以西安为中心的秦藩,号称“天下第一藩”。也由此开始,长安成为安定西北的煌煌重镇。
到了近代,长安——西安由于地处偏隅、经济落后、思想闭塞和文化保守,成了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令无数人感慨系之,吟咏不断。长安作为千年古都的辉煌历史遗存和深厚文化积淀,却激发了历代文人墨客追寻和确认中华民族过去辉煌和伟大的冲动,长安行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长安“经过一千余年的漫长岁月,特别是其间王朝的兴亡、胡人的侵入和乱贼的掠夺,致使这个名都的遗迹几乎湮灭无闻。但若亲访其地,踏查访古,其一木一石,皆潜藏千古之色,仿佛可以看到昔日长安城的情景,使我们不禁感慨万千”。
钱锺书在《谈艺录》的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西方和日本的汉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以及旅行家对古长安的无限向往,非但不亚于华夏子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探险家尼克尔斯、克劳德·毕敬士、斯特林·克拉克,英国领事官台克满,丹麦探险家何乐模,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伯施曼,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日本汉学家足立喜六、桑原骘藏、宇野哲人、石田幹之助、加地哲定以及建筑学家常盘大定等人,以“探险”“考察”“发掘”“旅行”等为缘由,都曾踏足长安——这座没落颓败的世界著名古都,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片和文字。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诗文。
(未完待续)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