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小名叫铁波，熟识他的人总是用“铁波”这一名字来唤他。现在父亲老了，大家招呼他时不叫铁波了，而是给他的“辛”姓前加个“老”字，叫他老辛。
老辛的确是老了，但是他并不服老。
父亲以前在村子、县城生活，到榆林小住一段时间后，他感叹榆林城的人素质高。他观察过一个路人的行为：手里捏着垃圾，走了很远一段路，一直走到垃圾桶跟前了，才将垃圾扔在了桶里。父亲对此印象深刻。前两年，父亲的脚受过伤，走路不受影响，但终归是不像以前一样精神了，因此他对榆林城司机很少横冲直撞和主动给行人让行的行为大加赞赏。老家县城街道的十字路口处，安装了为数不多的交通信号灯，来榆林城后，几乎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父亲问我先生，“这个信号灯的时间是不是不一样？”他会留意很多于他而言陌生的事物，并暗暗盘算着怎么去认识和适应新环境。
父亲看我接送女儿上下学总是步行，要不就是叫车，因此一直鼓励我学车。我不敢试，直摇头，直摆手。父亲说：“你不能这样，什么事情都得试，都得敢。”我的确是没有遗传父亲在这一方面的胆量。父亲骑第一辆摩托车的场景，常被我们当作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来讲起。那年，父亲去相隔几十里路的大姨家，回来的时候破天荒地骑回来一辆破破烂烂的摩托车。据说，在路上时父亲被交警拦住了，说摩托车破旧到报废的程度了，不能上路，父亲回复交警“我就是骑着去扔的”，交警真信了。那是父亲第一次抓摩托车的车把啊，竟也就那样将车骑回了家。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他高中毕业，字写得好，为人正直，威信高。后来，父亲跟随亲戚在外省做了几年保安工作，在村里更算得上是见了些世面的人。对此，小小年纪的我很是自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陕北农村是很少见到短柄、可折叠雨伞的，因此，一到下雨天，我总要得意忘形地将父亲从南方带回来的雨伞举得高高的，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那伞撑开来看没什么不同，一旦收合，它短柄、可折叠的特征和小巧、轻便的优点，就都明晃晃地显露出来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将这当新奇观看。后来，父亲决定不再背井离乡，他从外地回来了，到了村里的中心点——场里，父亲拿出一大袋子糖给在场的人分发。在当时的我看来，那差不多就是“衣锦还乡”一词的最好释义了。
记得有一年，父亲在邻村租了一大片滩地，用来种向日葵。因为地多，需要雇佣人，父亲就拉着全村的人一起去播种和收割。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父亲和乡亲们在那片向日葵地里具体的劳作场景，但是，一大群人顶着日头，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在望不到头的一大片向日葵里的画面，却填写了我的脑海。那画面，似乎和劳苦无关，在我长久以来的意识里，那个场景反而总让人感受到无限生机。
父亲是个“能干人”，这个“能干”二字包含很多的意思。在别人对父亲的评价中，这个“能干”二字指的是父亲吃苦耐劳、做事有原则、人情世故上料理得周到。上小学时，我是在邻村的学校就读，路途遥远。父亲心疼自己家的孩子，于是决定在村里立起一所学校。说干就干，后梅家坪小学真的就在父亲和一位乡亲的张罗中创办起来了。在我模糊的记忆里，父亲好像因此有了一个“校管会”的称谓，管理着学校的一切。生源是村里的娃娃，老师都是请来的民办教师。
在家里，母亲总以她给子女学业上有过许多指导这一案例，来对比父亲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对此，我们谁也没有反驳过。母亲心善，但是爱唠叨，父亲让着母亲。我们姊妹也在父亲和母亲的言传身教中，生长出自己的个性。如今细细回想，父亲给我们的家庭教育看似不多实则却是盛得满满的。毕业后，我和先生自由恋爱几年后决定订婚，订婚仪式结束后，回家的路上，父亲语重心长地给我说：“要善待婆家的人，他们都不容易。”婚后我和先生有次大吵一架，惊动了家里人，父亲又是冷静地给我提醒。我记得父亲说过一句话：过日子没有不难的，要懂得忍让，要互相理解。当妈妈后，我也成熟起来了，愈发觉得父亲所说的“过日子没有不难的”这是多么朴素却也值得细细掂量的生活道理。
今夏有一天，父亲在家人微信群里发了一小段视频，画面中，奶奶坐在炕楞边儿上吃饭，镜头从奶奶的脸上一晃而过，再从奶奶手里端着的一碗烩菜一晃而过，再从炕上的盘子里放着的其他吃食上一晃而过。父亲用几秒的视频告诉大家——我在老家挺好的。父亲回了老家，照顾着奶奶的饮食起居。
人生已过半，父亲的角色又变了，他将漫漫岁月里的温情和陪伴反哺给自己的母亲，温暖着一位老人的晚年生活。
编辑：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