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青年舞蹈家韩小勇微信转来他父亲韩海燕老先生撰写的文章《由尚爱仁先生的一封信所想到的》，同时附有我父亲尚爱仁写给韩海燕的一封信，惊喜之余有的只是感动。
老父亲在榆林文化界工作了大半辈子，做了很多现在看来依然有胆识、有创新、有意义的事情。每次只要见到榆林的朋友，就一定有人会绘声绘色地说起父亲在榆林工作时的点滴。老父亲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为人处世，都深受下属和上级的尊敬和赞扬。古人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说法，我以为父亲是真正做到了，不仅留下了一个好名声，也为榆林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给韩海燕先生这封信的结尾处只有月份和日期，而没有注明年份。为此，我又让小勇与他父亲韩海燕老先生求证，得知信件写于1982年。那么，应该是父亲担任榆林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时写的。信中既有对故乡佳县的怀念，更有对韩海燕先生工作的肯定，并表示愿意为刊物写稿。这就是父亲，当时实际上他是韩海燕先生的上级领导，但信中却没有一句装腔作势的套话、空话和废话，平和朴实的态度溢于言表，完全就是一个普通读者和老朋友之间的平常信件往来。
韩海燕先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有识之士，从文化馆退休后创办“燕翼书堂”推广国学，让现在的孩子们打好传统文化的底子。他的努力得到了各级政府及广大家长们的广泛支持，但依然困难重重。记得我父亲去世之前给我交代，实际上他老人家生于1928年，但身份证搞错了，又不让修改（档案怎样填写没有查过）。比之1940年出生的韩海燕先生大了12岁，他们既是是忘年交的朋友，又是能够说得来话的知己，同时也是上下级关系。这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榆林地委书记霍世仁和专员李焕政，过春节结伴来我家拜年的情形。这样和谐、相互尊重的上下级关系现在没有了，以后恐怕也再难见到。
今年韩先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者了，我的父亲过世也1年有余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韩先生还在为当年的事情遗憾和惋惜，令人心生敬佩。现在把父亲的信件和韩先生的文字推荐给大家，就是想让我们这些后人，甚至更小的“娃娃们”知道历史，了解老一代纯洁的友谊和他们充实的生活。我们从字里行间读出来的是饱满的热情和朴素的、真诚的、向上的精神。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是这种友谊越来越少了，人与人之间更是很难再建立起这样美好的、高尚的关系了。
感慨之余，写下以上文字，虽画蛇添足，但表达了一份敬意。
附一
由尚爱仁先生的一封信所想到的
韩海燕
今天翻出一个旧笔记本，里边藏两张纸，打开一看，是尚爱仁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海燕同志：
你好！
《芦花》报复刊第一期看到了。且不说别的大块文章，仅短短的复刊词就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它把我的心思立刻牵回到养育我成长的故乡。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它使我似乎看到了家乡的山山水水，真切地忆起了与我多年合作共事的文艺界的亲密战友……我爱家乡的山水，我爱家乡的人民，我爱家乡的《芦花》。
祝愿《芦花》日渐茂盛，成为百花园中的一朵纯洁而艳丽的新花。
我愿为《芦花》施肥浇水，我愿为《芦花》经常写稿，借此表达我对故乡的游子思乡之情。
此致
敬礼
尚爱仁
附二
看了这封信，不由让我想起在文化馆工作的那段日子。
《芦花》原来是刻蜡纸油印的。编辑、组稿、刻印、发行一条龙，全要我一手过。尽管忙，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我相信在这块园地上，一定会成长起来一批人才。庞文梓的第一篇小小说《两块小石头》就是发表在油印本上的。由于文化馆经费困难，油印本也印不起，不得不停刊。后来县上调来个李涛当了县委副书记，有一天李书记突然来到文化馆要和我拉话，我便说起《芦花》的事。李书记对《芦花》停办很惋惜，答应给弄点钱，想办法复刊，而且要用铅印。这令我高兴得不得了，这可是关系到佳县能不能培养出人才的大事！多少年来没有几个领导能重视文化。他们一直把文化馆这一类的单位不当一回事，在他们看来文化馆只不过就是吹拉弹唱、出黑板照相、可有可无的单位，因此一点经费都不给。在李书记的关怀下，《芦花》终于复刊了。复刊第一期上就有刘亚莲的散文。现在庞文梓、刘亚莲居然成了著名的作家。当然他们能成作家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但他们起步却是在《芦花》上走步的。
这封信就是尚爱仁先生收到复刊第一期，写给我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总以为《芦花》会像尚爱仁先生希望的那样一直办下去，越来越茂盛。谁知李涛书记不久就被调走了。李书记走时还对我说，经费落实了，你去找某某，把《芦花》继续办下去。可是，李书记一走，落实的也落不实了。于是，《芦花》又停办了。我很伤心。今天看到这封信，让我好惭愧。怪我无能，怪我没本事，怎么能让落实了的事又落不实呢？
编辑：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