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祖父叶圣陶诞辰一百周年时,我有一点想不明白,那就是人们为什么总是对整数特别有兴趣。莫名其妙就成了习惯。记得祖父在世时,对生日似乎很看重,尤其“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家老小,都盼过节似的惦记着祖父的生日。是不是整数无所谓,过阴历或阳历也无所谓,快到了,就掰着指头数,算一算还有多少天。
有时候,祖父的生日庆祝安排在阳历的那一天,有时候,却是阴历,关键是看大家的方便,最好是一个休息天,反正灵活机动,哪个日子好,就选那一天。祖父很喜欢过生日。喜欢那个热闹,有一年,阳历和阴历的这一天,都适合于过生日,他老人家便孩子气地宣布:两个生日都过。
想一想也简单,一个老人乐意过生日,原因就是平时太寂寞。老人永远是寂寞的,尤其是一个高寿的老人。同时代的人,一个接一个去了,活得越久,意味着越要忍受寂寞的煎熬。对于家庭成员来说,也是如此,小辈们一个个都相对独立,有了自己的小家,下了乡,去了别的城市,只有老人过生日这个借口,才能让大家理直气壮堂而皇之走到一起。
老人的寂寞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我侄女儿的小学要给解放军写慰问信,没人会写毛笔字,于是自告奋勇带回来,让祖父给她写。差不多相同的日子里,父亲想要什么内部资料,想要那些一时不易得手的马列著作,只要告诉祖父,祖父便会一笔不苟地抄了邮来。有一段时间,问祖父讨字留作纪念的人,渐渐多起来,闲着也是闲着,祖父就挨个地写,唐人的诗,宋人的词,毛主席的教导,一张张地写了,寄出去,直到写烦了,人也太老了,写不动为止。
我记得常常陪祖父去四站路以外的王伯祥老人处。这是一位比祖父年龄更大的老人,他们从小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友谊。难能可贵的是祖父坚持每星期都坐着公共汽车去看望老朋友。祖父订了一份大字《参考》,大概因为级别才订到的,王伯祥老人虽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级研究员,他似乎没有资格订阅,于是祖父便把自己订的报,带去给他看。每次见面大约两个多小时,一方是郑重其事地还报纸,另一方毕恭毕敬地将新的报纸递过去,然后就喝茶聊天,无主题变奏。
说什么从来不重要,话不投机,酒逢知己,关键是看这一点。有时候,聊天也是一种寂寞,老人害怕寂寞,同时也最能享受寂寞。明白的老人永远是智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些老人的寂寞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从老派人的聊天中,明白了许多旧式的情感。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它们真正失去时,我们才会感到它的珍重。老派的人所看中的那些旧式情感,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时过境迁,生活的节奏突然变快了。寂寞成了奢侈品,热闹反而让我们感到恐惧。
老人最害怕告别,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祖父晚年时,每次和他分手,心里都特别难受。于是大家就不说话,在房间里耗着,他坐在写字桌前写日记,我站在一边,有报纸,随手捞起一张,胡乱看下去。那时候要说话,也是一些和分别无关的话题,想到哪里是哪里,海阔天空。祖父平时很喜欢和我对话,他常常表扬我,说我小小年纪,知道的事却不少,说我的水平似乎超过了同龄人。我记得他总是鼓励我多说话,说讲什么并不重要,人有趣了,说什么话,都会有趣。早在还是一个无知的中学生时,我就是一个善于和老人对话的人。我并不知道祖父喜欢听什么,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经真的是觉得自己知道的事多,肚子里学问大,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源于老人的寂寞。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