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雅，是我父亲的堂弟，在他们弟兄辈中排行老三，我自记事起就叫他三爸。
三爸是我们村的小学老师，因为离家近，一直在家吃住。又因为三爸整天在学校教书，我和他见面、说话的机会并不多。八岁那年，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他忽然成了我的语文老师。望着讲台上他严肃的样子，我忽然对他有了敬畏感。在家我依然叫他三爸，到了学校则必须叫他老师。这种角色的转换，开始我还真不习惯。
自从和三爸的关系密切后，我的作文明显进步了，好几次语文课老师都把我的作文读给同学们听。后来，三爸要求我背唐诗宋词，因为没有书，他让我一首一首记在笔记本上。三爸肚子里装的诗词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苏轼、李清照，几次下来我就记了一大堆。每次记完三爸都给我讲这些诗词的原意、背景、写法和特点，还要求我死记熟背。我曾仔细数过，大概有一百多首。这个小本子后来成了我的“宝贝”，我不但随身携带，而且有闲暇时就会翻开来读，合起来背，一直到1971年冬天进城参加工作，还在口袋里装着。
现在想起来，这些唐诗宋词确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不但陪我度过了许多个苦涩、单调的日子，还在这些诗词的滋润下学着写诗，我知道自己开始写的只能算是顺口溜，可就是这些顺口溜源源不断地上了单位的黑板报，引起了单位领导的注意，在我学徒期未满时就调到了办公室工作，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些，我自然明白是三爸帮助教育的原因，所以每个星期天回家，我都要和三爸坐一会儿，给他汇报我的工作和写作，听他的意见和批评，而三爸说的最多的还是读书、学习，要求我努力工作，鼓励我坚持写作。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文章在什么地方发表，写的东西都在我的笔记本上，我也曾挑出一些自认为好的给三爸看，三爸从不推辞，每次都会一字一句地看，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1980年春天，当我把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第一篇散文给三爸看的时候，三爸高兴得连说好。我说是个豆腐块，太小了。三爸说，万事开头难，只要开了头就好，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还说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成功。我记住了三爸的话，不管工作怎样忙，都挤时间读书学习。那时候，三爸已经快退休了，身体也不怎么好，但是每次见到他，他的手里都会拿着书或者报纸，他说他每天都要读书看报。一段时间，单位的事情多，我又负责办公室工作，三爸发现报纸上好久没有我的文章，就问我是不是不写文章了，我说工作忙顾不过来。三爸说，就说在报纸上怎么看不到你的文章呢？我明白他的意思，回到单位已经很晚了，我又捧起书来读。
我的散文集《那些事儿》出版后，我还是第一个送给了三爸。这是我写故乡的第一本书，三爸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说你能成，咋样？书都出了十几本了！”说完，从他的枕头下面拿出两张纸来，说：“这是我写的，你帮我改改。”
我说你是老师，哪敢改你的？三爸说，你现在水平比我高了。我说，不敢，我永远是你的学生。三爸笑了，要我先看看他写的文章。我打开一看，原来是表扬我的诗歌，实话说，是我们常说的那种“顺口溜”。
我说写得好，就是自己夸自己要不得，别人看了笑话他爸吹他侄子呢。
三爸“唉”了一声说：“就是你爷不在了，他要在不知道会高兴成啥样子!”
我说小时候多亏你的教育和我爷的巴掌，要不是你们，不知道我会是个啥样子。
三爸说棍棒下面出人才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说完，自己先笑了。
那一年，我的祖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三爸的身体也不怎么好，三婶说一直在打针，可是看他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个病人。三婶说那是看见他侄子高兴了。
2016年秋天，三爸病重住进了医院，我去医院看望，他问我的还是读书、写作的事情。我说，你都这样了，还关心我的事情。三爸说我总希望你把咱老家多写些。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三爸说，农村大、故事多、人也杂，有写头，还举了一些写农村题材作家的例子鼓励我。回到家，我想了很久，终于坚定了写《浐河岸边》这部长篇小说的信心。遗憾的是，我的小说还没着笔，三爸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得知三爸去世的消息，我非常悲痛。从这一天开始，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关心我、教导我、鼓励我、鞭策我的人。站在他的灵前，望着他慈祥和蔼的遗像我一直不敢直视，因为我答应写故乡的小说还未动笔。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扰，封城、封村、封小区，我经历一段恐慌和不安后终于静下了心，多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浐河岸边》的修改。当我把这本并不厚重的书敬献在三爸遗像前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编辑：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