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矿工。他和矿区成千上万来自天南海北的许多老工人一样，当初为养家糊口，撂下贫瘠的土地来到矿区，钻入井下，在险恶的井巷里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干不动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上来。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享受生活，就静静地离开了这个由他们创造财富，逐步建设起来的美好世界。朴实得像一块煤，无论命运把他送到哪里，都能发出应有的一点光和热。

他出生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小镇，十一二岁死了爹娘，无法度日，就背起三四岁的小妹妹送了人家，自己到处流浪，靠打短工扛长工糊口度日。解放后，好不容易积攒下了一点钱，买了一点薄地，还娶妻生了子，有了一个家。没料想，刚凑合着过上了像样点的日子，却又赶上了合作化运动，一年到头不论怎么辛苦，也吃不饱个肚子。无奈，一九五八年，在他三十四岁那年的腊月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背井离乡去了千里之外的铜川矿区。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走，不但度过了这一年的年关饥荒，还找到了一家人未来的生活出路和希望。索性，第二年全家人也都跟着他到了铜川。

从我记事起，就整天见父亲上班下井从不休息。偶尔看他伤风感冒发烧咳嗽得厉害，也不去医院打针吃药，还照常上班。母亲经常唠叨：“啊呀！没见过你这号人，有病死活不去医院，可给国家把钱省下了。”

这话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恐怕只能听懂一半。要知道，那时的矿工享受公费医疗，看病拿个医疗本就行，根本不用自己掏钱。

我奇怪，自己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就难受得受不了，而病在父亲身上，怎么就不难受呢？我稍大一点后才明白，父亲是怕请假去医院耽误上班被扣工资。

为了能给家里多省点钱，他隔三差五就利用倒班时间去矸石山上捡煤，供家里做饭和取暖用。越是天气恶劣，越要去，他说这时人少，能多捡到点儿煤。在矿上生活了三十多年，我们家竟然从没买过一块煤。

他平生认准了只要劳动就能创造财富，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勤快，不停地劳动，而且非常节俭，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多吃一口。家里买回一点儿糕点、水果之类好吃的东西，他总在一旁喜滋滋地看着我们吃，从不动一口。我们推让他吃，他舍不得吃，还总笑着用不屑一顾地口吻推说不爱吃。

父亲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劳动者，但有时也朴实得让人不可思议。他幼年时上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办的小学，读书看报没一点问题。平时喜欢读报、了解时事政治，剪贴收集一些有趣的文章。经常看长篇小说，谈天说地，给我津津乐道讲述许多古今中外的趣闻故事，拿起笔来还能写信，然而却总对人称自己没文化，填写个人履历表，总让人代笔写上“文盲”两个字。要知道，在那个文盲比比皆是的年代里，稍有点文化，不说能如何了不得，起码不用辛苦下井了。

我曾纳闷问父亲：“你能看书读报，还能写信，明白那么多的世理，为什么总说自己没文化，是文盲呢？”他望着我“哼”了声说：“认识这么几个字，咋敢就给人说自己有文化！”

常言，巧者劳矣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父亲既不是巧者，也非智者，更不是无能者。他追求无事无非，祈求世事不乱，有安稳的日子能把儿女养大成人就好，所以他勤劳厚道，与人无争，终将四个儿女养大成人，生活充实，一生无憾。

一九九四年，他七十一岁的那个腊月天里，突然病倒了。在家人的强迫下，平生第一次被送进了医院。不知他是有什么预感，还是随意调侃，在去医院的路上，还笑着自嘲说：“这医院，可是包文正的衙门，好进难出啊。”

我赶到病房，看到父亲鼻孔插着氧气、手臂上扎着吊瓶针头，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情形，心里很难过。但见他一副无畏平静淡定的样子，又想他一生的坚强，此前也从未有过任何大病，就坚信父亲住几天院就会好起来的。谁知，仅仅过了十一天，父亲在深夜里像睡着了一样悄然走了。我根本无法相信父亲就这样走了，拼命不停在他耳边呼唤，却再怎么也叫不醒他了。

铜川矿区人情浓厚，父亲的遗体一回到生前所在矿上，单位领导和许多人就前来吊唁他这个一辈子默默无闻普普通通的老工人，当场安排搭灵堂、做棺材，第二天就掘好了墓穴。第三天出殡，天气阴沉，随着高亢的唢呐骤然间撕心裂肺地响起，我的心也随摔在地上粉碎了的瓦盆一样彻底碎了，抑制不住悲伤嚎啕大哭，在他魂灵的牵引下跟随灵柩呼喊着父亲，不停哭诉他一生的艰辛上了山。在寒风中跪在冰冷的黄土地上，透过泪水伤心地望着他入土，永远地去了。

我曾经在想，矿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工人能活七八十岁的实在不多，不是老人们不想活，也决非儿女们不孝顺，实在是因为他们付出的太多，生活太差，生命透支太严重。父亲一世辛劳，活了七十余岁，已是不易。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不由得使人经常想起从前生活的艰辛，思念失去的亲人，以致许多人把哀思寄托在了亲人后事的操办上，将太多的财富和精力用到了修建陵墓和祭祀上。我很不以为然，总感觉哭也徒然、哀也无助，大肆铺张操办后事更是没用。

逝者已矣，生者当勉励。真正的孝道和思念应当是厚养薄葬，遵从亲人的勤劳朴实和坚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端端正正走好自己的路。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