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深处的掌灯人

文/白成官

晨光初现时，我总习惯站在大门口的土梁上眺望。晨雾中的高压电线在沟壑间划出银色弧线，新修的通村黄土路蜿蜒如绸带，远处果园的粉白花海正酝酿着秋日的丰收。三十年前，这里还是被县志标注为“无电、无路、无产业”的三无村落，而此刻，每寸土地都在诉说着一个名字——白士武，我的父亲。

记忆中的父亲永远穿着那双磨出洞眼的千层底布鞋，裤脚沾着新鲜的黄土。1982年那个飘雪的冬日，当全村党员把自己手中的选票郑重投进选举箱时，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庄稼汉，在煤油灯摇曳的光晕里接过了改变村庄命运的使命。那晚他蹲在灶台边抽旱烟，火星明灭间忽然说：“总要有人给村子掌灯。”

掌灯人的第一盏灯，是要让星星落在屋檐下。在那个全县通电率不足30%的年代，父亲揣着他的梦想和愿望，把政府的门槛磨得发亮。我总记得他老是深夜归来时，帆布挎包里总装着被退回的申请，纸页边缘浸着汗渍与指痕。直到某天清晨，他举着盖有红章的文件冲进院子，檐下的麻雀都被惊飞一片。

架线那年的夏至特别漫长。父亲带领村民用最原始的“蚂蚁搬家”方式，硬是把30吨重的电力用料电线、水泥电杆等扛上陡坡。他总走在队伍最前，肩头垫着破棉袄，脊梁弯成倔强的弧度。有次暴雨突至，没有道路的大山沟里，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只听到一、二、三大家用力拉，既要顺利到地点还要保住这根杆！当电流第一次点亮教室的钨丝灯时，父亲站在大队部中央，看光晕里翻飞的尘埃，眼角闪着比灯光更亮的东西。

路，是父亲写给大地的情诗。

为打通与外界的血脉，他带着村民用钢钎在石壁上凿出生命线。爆破哑炮时，他总把别人挡在身后；开山取石时，他手掌的老茧磨穿了手套。最险峻的鹰嘴崖路段，父亲发明了“悬绳丈量法”——腰间系着麻绳垂到半空定位炮眼，山风卷起他补丁摞补丁的衣角，像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当第一辆拖拉机突突驶过新桥那天，父亲抚摸着青石桥栏上的刻痕笑了。那笑容让我想起他教我打算盘的模样——桥面每块石板都像凝固的算珠，记录着三座石拱桥、二十多个涵洞背后，无数个不眠夜里的精打细算。有次我深夜醒来，见他正就着月光修补断掉的箩筐，准备天亮继续运石料。月光淌过他凹陷的双颊，在墙壁投下巨人般的剪影。

父亲把山林当孩子般呵护。推广舍饲养羊那年，封山禁牧，动员村民退耕还林时，有个倔老汉挥着烟杆要拼命，父亲不恼，反而帮对方在院里栽下十棵苹果苗。三年后果香满园，老汉捧着第一筐红果踏进我家门槛，父亲却悄悄把果子分给了村里唯一的聋哑老人。

最动人的春景在造林季。父亲要求“鱼鳞坑”植树法让成活率翻倍，漫山遍野的油松苗在春风里向他鞠躬。有次我跟着送树苗，见他单膝跪地培土，动作轻柔得像给婴儿盖被。夕照中，他的白发与远山积雪融成一片，我突然读懂了他常说的“青山不老”。

教室窗棂投下的菱形光斑，是父亲留给村庄的另一种年轮。改建校舍时，他亲自带领师傅在村里建窑烧砖，干旱的夏天他在砖厂守了三天三夜，只为挑出最平整的青砖。新教室落成典礼上，他坚持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学生，自己缩在墙角憨笑。那年冬天特别冷，他把家里唯一的二百斤黄豆变成现金为教室生起暖炉，母亲唠叨时，他搓着手说：“娃娃们冻着手咋写字？”

落后的村里三十多个走出大山的孩子，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微笑，我们村总算有出息了，有年教师节，村里出名的工作者回村里那是一种骄傲，父亲用自己潦草的字把此人的名字写在村务公开栏旁，像展示最珍贵的勋章。

1998年的初雪来得格外早。那个清晨父亲照例手提黑色的破旧的挎包出门，说要步行去乡政府开会。谁也没想到，他就倒在了政府的办公室里，手里还攥着记录村里财务数据的纸片。送葬那天，全村十三个村民小组好多村民都站在山路上，当年他亲手立起的电线杆上，绑满了村民们连夜叠的白花。

如今我接过了父亲村里财务数据的纸片，泛黄的纸页间还夹着干枯的苜蓿草味。在他规划的产业园区里，水平沟谷子，薄膜玉米、大豆套种等在他用行动走过的梯田间，无数新生的希望在生长。那些他未竟的蓝图，正由他牵挂的后辈们续写。每当暮色四合，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我总觉得父亲仍提着手电筒走在山路上，他的布鞋印早已化作阡陌纵横的田垄，他的旱烟袋余温尚存，仍在温暖着这片深爱的黄土地。

父亲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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