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中国作协第八、第九届全委会委员。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根据其小说《表弟》改编的电影《红花绿叶》获得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
石舒清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说起石舒清，人们首先会想到您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这个短篇发表在1998年第5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得了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大奖。27年过去了，《清水里的刀子》依然让人怦然心动。写作这个短篇的时候，您还不到30岁，那个时期您的生活、写作是怎样的状态？
石舒清：写《清水里的刀子》应该和我家里发生的一件事隐隐约约有些关系。我上大学期间，我的爷爷因故离世，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好像一时处在了某种困顿中，因此就被动地想了许多在那个年龄段不容易想到的问题，比如生死问题等。这些沉思的节点或者说火花后来就在《清水里的刀子》中体现了出来。另外我那个村子也一直有一种习惯，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百姓喜欢谈玄论道，比如问你“死”这个字如何破解；“一”为什么横着是一，竖着也是一等等，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不能不受影响。《清水里的刀子》可能也是这个背景的一个结果。写作者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像《清水里的刀子》这样的小说，现在的我也写不出来了。一种在情绪和文字方面显得热烈和铺张的小说，不会再成为我的写作选项。不过对这篇给我带来好运的小说，以及和它相关的一些人事，我始终抱有感念之意。
文化艺术报：您以短篇小说成名。当代文坛，能以短篇小说立足文坛的作家不多，印象中也只有刘庆邦、王祥夫、阿成几个人。在您看来，要写好短篇小说，作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气质？
石舒清：这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就一定范围内来看，以短篇小说为自己主要创作成果的作家好像身体都不是太好，像契诃夫、莫泊桑、鲁迅、孙犁、萧红（萧红的长篇小说在形式上更像是短篇集）等，身体都不是太好。好像身体条件的限制是写作者选择写短篇的一个原因。我自己一定程度上就是。但也不尽然，像您上面提到的刘庆邦老师、阿成老师、王祥夫兄，短篇成就卓然，但身体都是不错的。作家为什么选择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可能连写作者自己也说不清的，因为结果是这样，便就是这样了。可能结果里包含着原因，又是不容易理出个头绪的。我觉得短篇小说作家好像是动物里面的豹子、刀子里面的手术刀，体积不算太大，但有着相当的爆发力，能解决关键问题（当然只局限于文学方面）。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好比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头牛的话，那么长篇小说作家好像是背着这头牛在走，而短篇小说作家却是在牛鼻上拴了绳子，牵着这头牛在走。这也是忽然想到的比喻，可能过一阵子自己就要推翻了。就我自己的感觉和体会来看，凭借短篇小说这一文体，足够表达人的一切感受和看法。在我的写作尤其是阅读中，我确实感到了短篇小说的某种无穷尽性。史铁生的《老屋小记》、莫言的《大风》等小说，在我眼里都是意味无穷的小说。
文化艺术报：您自己有一个观点，希望您的短篇小说有诗性和日常性，这让我想起王安忆对短篇小说的定义，她说“好的短篇小说就是优雅和温暖的情感”，这个听起来简单朴素，要做到其实蛮难的。
石舒清：应该说短篇小说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很具体的定义，本质上来说是难定义的，每个写作者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说出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和表达。就像任何一个生命都难以用语言说尽一样，一篇好的小说也总是大于对它的分析和结论。但作家们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那些关于短篇小说的标准，比如王安忆老师说她认为短篇小说就是优雅和温暖的情感，我所说的好的短篇小说就是诗性和日常生活的浑然结合等等，虽然也只是一时体会，但真正要达到和实现这样的标准，确确实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文化艺术报：您的小说里写了很多农家女性形象，她们刷锅洗碗、扫地扫院、喂鸡、修鸡圈、纳鞋底、拔麦子，她们的形象温婉感人，您是一个很懂得女性的作家？
石舒清：您这一说，倒让我想起一个童年印象来，就是小时候在村子里，给羊找草，我好像总是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觉得很是融洽，和男娃娃在一起容易被排斥。一些男娃娃因此在远处吼喊着嘲笑过我。我姨娘姑姑相对多些，尤其姨娘，和我年龄都差不多，还有两个姨娘年龄小于我，我舅舅也多。但我的印象是，和姨娘们待在一起，比和舅舅们待在一起安全感和融洽度都要更好一些。我觉得这可能说明了什么。而且在我的感觉里，女性好像更文学化一些，我写出女性形象的愿望也要更强一些。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这是特别让我动心、对我有指导意义的话，无论在写作的路上，还是在实际生活的路上，我都会对这样真理一样的话信守终生。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李敬泽说您的写作出于一种“僻静的精神资源”，这是否和您成长的西海固有关？
石舒清：就这一问题，实际我应多说一点什么，但是我又不好确定我能说什么。要说的是，您用您的问题已经说出了答案。我觉得“僻净的精神资源”和我的成长环境“西海固”是可以划等号的。另外要说的是，李敬泽老师多年前的这一说法，对我有着提醒和指点的作用，于我的写作有着长久的意义，我也提醒自己要像捉牛鼻子一样捉紧着这话。
文化艺术报：我做过的很多访谈里，作家们都谈到了童年记忆对自己创作的影响，童年记忆会不会给作家的创作定下基调？
石舒清：我总有至少一半文字是写我的童年印象的，比如迄今为止我的两个长篇小说，其素材或者说气息主要还是和我的童年生活相关。童年像是一粒种子，决定了你一生都会是什么样的。就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试着加以体会，觉得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和我的童年有着一种脐带永连的关系。童年决定了我的文学面貌。如果我有另外的童年，那么我的文学面貌相应地就会成为另一个样子。
文化艺术报：西海固最早作为一个文学地理进入大众视野，应该是张承志的《心灵史》，后来是您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您后面又出现了一批作家，去年有部大火的电视剧《山海情》，讲的也是西海固的故事。您出生在西海固，可否谈谈您的故乡，故乡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石舒清：我愿一言以蔽之:西海固对我，尤其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是一个经验性写作者，虚构能力弱，所以我和故土是一种撕扯不断的关系。有一个很执拗的印象，好像世上能成为故乡的，其模样都是西海固那样的。不能想象故乡还有西海固以外的样子。听外人讲过，西海固写作者在他们看来同质化比较严重，局外人可能看得更清楚，我们作为个中人，却觉得西海固的写作者各有面目，气息上也决然不同，甚至有着盐与糖那样的区别。就拿西海固三个鲁奖获得者来说，郭文斌、马金莲还有我，好像不用睁开眼睛来看，闭着眼嗅一嗅气息，就能凭气息盲猜出该是谁的作品。您提到同样写西海固的张承志老师，他笔下的西海固，和我们三个西海固土著又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味道。在西海固诗人单永珍笔下，西海固竟混杂了一种藏区的味道，好像有着鹰的影子和老羊皮袄的味道。这真是难以言喻的。一个人一个西海固，每个写作者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西海固。从这个角度说，我好像有了使命和价值，需要我写出独属于我的西海固。
文化艺术报：三十岁后您调到了省会银川工作，现在还经常回老家吗，回老家会做些什么？
石舒清：我以前每年能回老家两三次，每次回去待个半个月左右，回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写东西。回家前也并没有明确计划，没有素材，想着回去再看吧，回去碰运气找素材，往往也就找上了，很少空手回来。每次回家，我都会写三五个短篇小说。和父母亲说说村子里的事情，去几个舅舅家走走看看，有意无意就得着素材了。我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我父亲的日记是一种回望性日记，把自己的经历印象等用日记的方式记下来，父亲当过民办教师，是用那种教案本写日记，写了差不多有一百本，我从中找出不少素材，写成名字叫《父亲讲的故事》的小说。我三舅是个皮匠，在一间窑洞里常年做牲口拥脖，肚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故事，他的讲说又极生动。我从我三舅那里听到的小说能收一本集子。有一年我回老家待的时间比较长，过了四十天，我用这些时间写了一本书，叫《底片》，写的都是我村里的人事，从家人写到亲戚，又写到邻居，写到村里给我印象深的人事。可以说写了一份文学化的村史。后来在《十月》发了出来。这是我回家最有收获的一次，也是我难忘的写作经历，一直祈祷着这样的写作，平生能有上那么三四次，我就足够知足足够感恩了。近十年我回家很少，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使我回家少了一些。十年内我在我老家县城的街道上出现不会超过半天，说来真是难以置信。我是一个行动力不够的人。这是应该检讨和反省的。但老家始终在我心里占着最重的位置。有时候看到从老家来的班车，看到车上老家的名字，会有很强烈的触动。是别的任何一个地名都不能比拟和取代的。
文化艺术报：《农事诗》开始，您的小说开始有了变化，在创作谈里，您认为这是“一篇比较特别的小说”，是从小说的形式上开始新的探索？
石舒清：《农事诗》和我以前的小说有不同。也讲不清为什么忽然就写了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没有具体主人公的小说。写了一个群体，群体中没有哪个人是突出的或者面目清晰的。写了与这个群体相关的一种时代背景和氛围。写作的过程很愉悦很顺利。现在要说，写这篇小说，可以说我第一次隐隐约约有了文体意识。之前我一直强调内容的重要，甚至是轻视形式的。我的一个说法是，长得再丑的金子也是金子。但是从那篇小说开始我的观点有了变化。好比一块长得像观音的石头，是会好过同样分量的金子的。我认识到没有好的形式，好的内容也不容易出来。现在我会把形式看得和内容一样重要。一些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作家，像鲁迅、略萨等，会让我有强烈的学习兴趣。
文化艺术报：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是从短篇、中篇再到长篇，您似乎中篇小说写的不多？
石舒清：其实我刚开始写作时对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是很有兴趣的。比如1993年4期《朔方》发过我一个小说辑，就由两个短篇和一个中篇组成；我老家的刊物《六盘山》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发过我六万字的中篇小说《黄土魂》，《回族文学》也在同时期发过我六万字的小说《月光下的村子》。我的阅读兴趣里，短篇、中篇、长篇，应该说，最愿意读的倒好像是中篇，我读长篇小说的兴趣历来不强。说句让人笑掉大牙的话，就算是《红楼梦》，我也没有通读过一次。短篇读起来总感到不是十分过瘾，最喜欢读的应该是中篇。但我后来专注于写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也写过两部，中篇近二十年来确实没有怎么再写过。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想问问我原因在哪里。如果问鲁迅先生为什么中篇小说写得少，也许先生自己也未必能说出答案来。
文化艺术报：2011年，您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从这个时期开始，您转入了历史小说创作，这个变化有些大，为何会对这个创作领域发生兴趣？
石舒清：如果不存心编故事，而是实话实说，那么就要说，我忽然转入写历史小说，并不是出于一个明确的计划或者说选择，就像从村子去县城一样，从村子的土巷出来，走几步就是去县城的柏油路，自自然然就走上去了。后来写得多了，慢慢才有了意识，把根据资料写作作为了自己比较重要的一个写作选项。我一直喜欢逛旧书摊，这习惯甚至可以从我上中学时算起。慢慢就积累了不少资料，一些包含着小说因素的资料触动了我，我就顺势写成了小说，结果是一发而不可收，这许多年来我基本都是凭资料写作。凭资料写作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多了一个写作的路子；困扰我的一点是，我常常感到资料不能为我所用，反过来我却受着资料的胁迫控制，难以自在充分地施展拳脚。记得和宁夏评论家白草交流时，我说了一句需要我不断温习的话，就是我写此类小说，绝非是用小说的形式写历史，而是从史料中找出我心仪的小说来。所以对资料的取舍和运用于我而言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老实说，凭资料写作总没有写西海固题材那样来得得心应手。所以绕一个大弯子后，我希望还是能回头去写自己的老家。
文化艺术报：2014年您因身体原因，暂时中止了小说写作，养病期间写了大量随笔，小说家写随笔是消化素材、寻求自己的艺术形式？
石舒清：2014年，我在西安西京医院做了心脏换瓣手术，之后有差不多四年没有写小说，一直担心手因此生了，从练笔的角度考虑，我坚持每天都写几句，写随笔甚至写诗。我每年写随笔大概有三十万字左右，不是为了发表，全部的考虑就是为了练笔。我是写在手机上，一小段一小段的样子，名之为《手机文录》。我用写随笔和诗的方式保持着自己和文学的联系。我有个很执拗的想法，觉得只有写小说才算是自己真正的写作。所以虽然写了不少非小说的文字，我依然觉得这个阶段算是自己写作的空白期。到 2017年，河南《百花园》的王彦艳主编和我约稿，《百花园》是一份专发小小说的刊物。刚开始没敢答应，觉得停笔太久，写小说完全没有信心。但王主编过段时间就催一下，在这样的督促下，一个下午，我躺在沙发上，在手机上写了一个两千字左右的小说。应该说写完后我有些激动，倒不是觉得这小说写得有多好，而是我又开始写小说了，而且确实是完成了一篇小说，完成就好，哪怕这仅仅是一篇小小说。我有些忐忑地把小说发给了王主编，王主编竟然以比较隆重的方式发了我这篇小说，还推荐《小小说选刊》选了一下，还给了我《百花园》年度小说奖。我由此又开始了写小说。所以对鼓动我写小说的王彦艳主编，我充满了感激之心，觉得她是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像我的福星似的推助了我一把。
文化艺术报：在一篇随笔里，您写到一直对诗有着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日常阅读里，诗也占着一个相当的比例。很多小说家都是从写诗开始文学之路的，您在写小说之前，是否也写过诗歌？
石舒清：我和诗的关系是，我是一个忠实的诗歌阅读者，但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诗歌创作者。我有过写诗的尝试，但很少发表过。手术后，怕停笔手生了，因为诗歌篇幅短的原因，我就以写诗的方式来练笔，首先是在《朔方》发了一大组，《诗选刊》和《诗刊》还选了部分。但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诗人梦也，一个是评论家白草，对我的诗都评价不高。我也觉得我没有很好地掌握诗这种文体。所以当我可以写小说后，我就没有再写诗。但坚持对好诗的持久阅读和欣赏是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认为最好的文字和最微妙的感觉都在诗里。我觉得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可以不写诗，可以写不好诗，但如果对好诗没感觉和认知能力，那么他肯定也写不出好的小说来。
文化艺术报：2018年，您连续发表了两组带有系列性质的短篇小说《凌伯讲的故事》和《九案》。批评家白草说“这是目前石舒清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追求:写得要短，意味须长”。
石舒清：正是因为有了2017年在《百花园》的再试身手，才有了2018年的发在《十月》的《九案》和发在《花城》的《凌伯讲的故事》。评论家白草说了我的一个写作追求:“篇幅要短，意味须长”，其实篇幅不能不短，因处于病后恢复期，这实际上是一个客观限制；在篇幅短的情况下，追求其深长意味，就是应有之义了，不然还写它干什么？写作口号听起来好像有些豪迈，究其实却有不得已处。
文化艺术报：2006年，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底片》发表于《十月》杂志，有批评家指出这部长篇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用短篇小说的方式写作长篇小说，这是您有意为之吗？
石舒清：我前面说过，《底片》是我很难得很愉快的一个写作经历。本来是想着写写家里给自己深刻印象的几个老物件，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越写越多，刚开始完全没有想到会写出这么多，几乎是写出了一个阶段的文学化村史。因为刚开始是想写短篇，就以短篇的形式写了下来，包括我后来写的长篇小说《地动》，也是用这一形式写的。只能说，既然近乎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形式，只能说明这种形式更适合我吧，或者说，我只能写这种形式的长篇小说。当然写的过程中，我也是有参照的，比如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萧红的《呼兰河传》，我觉得都是我这种形式的长篇小说，后来看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似乎也是这种形式。这种形式也有一个短处，就是作品不好归类，那么到底是算长篇小说呢还是算短篇小说集？从各自的角度都能说出道理来。从我的角度说，我自认为这就是我能写出的长篇小说，《底片》写的是我的村子，《地动》写的是老家百年前的一次大地震，内容上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对有特别形式的长篇小说是有强烈兴趣的。
文化艺术报：《底片》后来再版的时候，您将书名改成了您老家村子的名字《三岔河》，这有特别的意义吗？
石舒清：《底片》后来再版的时候我把名字改作了《三岔河》，这是一次必要的吻合我心理愿望的改动，我村子名字就叫三岔河，这一改，就像从大名改回了小名，感觉和自己的村子更贴近了。给自己的村子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的感觉，让我很受用很安慰。
文化艺术报：您的第二部长篇《地动》，为纪念1920年“海原大地震”100周年而作，写作这部长篇，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石舒清：有写《地动》的心思，应该是我开始写作不久就有了，从小就听到关于这次大地震的故事，见到大地震破坏的深重痕迹，这个印象和触动都会是很强烈的。开始写作不久，就觉得大地震是很值得写的一个题材。但直到大地震百年纪念期到了，才写出了这部小说。说得夸张些，倒好像是冥冥中有些安排的意思。我本来也是想写一组小说，就自己的写作习惯和体能来说，连写三万字也不敢想，但是就写出了一本书。前后大概写了有四十天左右，每天写一篇，状态好的时候，一鼓作气，一天会写两篇。一天晚上，已经睡下了，忽然有了一个素材让我有触动，于是就写了出来。我觉得写长东西有个好处，就是把一些沉睡的记忆和素材会激活，会勾连出来。所以写《地动》，说我准备了几十年也不完全算是虚话，但真正着手准备，从各方面着意搜罗素材，也就是两三年的事。其中大多数素材都是我县的一个作家，和我同姓同族的一个女作家提供的，她叫田玉珍，写散文诗，一直在我县地震局工作，收集了不少关于海原大地震的资料，不知从哪里得知我要写这个题材，就把她手头的资料搁在我小区门房，然后短信通知我去取。完全是无偿赠予。田玉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虽为女子，却常开着车在老家的山山洼洼角角落落跑来跑去，发现了老家好几处有文物价值的地方，又长于摄影，感受又极特别，说到我的小说《地动》，田玉珍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人。小说的名字是诗人杨梓起的。《地动》发表在了《十月》长篇版，责编是我在鲁院的同学，诗人谷禾，他给了我及时的鼓励。《地动》能得以顺利面世，陈东捷、韩敬群、谷禾、江汀等诸师友是我不能忘记的。
文化艺术报：您大学上的是固原师专英语系，您的创作是从这里开始的，大学时期您就开始发表作品，那个时期发表作品要比现在艰难很多吧？
石舒清：我上固原师专的时候，固原师专的文学氛围很好，当时固原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是固原师专毕业的，固原师专的校长丁文庆先生是诗人，副校长慕岳先生是评论家，文学环境和氛围都是很好的。我一直喜欢文学，在学校阅览室看到有《新疆回族文学》，就把一篇东西投出去了。这篇小说的发表让我开始了我的文学旅程。当然此前在《固原报》上也发了几篇豆腐块。记得一篇散文的副标题就是“拟贾平凹”，就是跟贾平凹学写作的意思。我很庆幸我在固原师专读了大学，如果到别处上学，我现在是不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就不好说了。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小时候在农村老家，都读些什么书？
石舒清：我的文学启蒙应该很早，很早就对文学有了兴趣。应该是十一二岁的时候，记得黑洞洞的屋子里靠墙有一只小木箱，木箱上有一摞书，其中有《水浒传》《侍卫官杂记》等，这摞书就成了我童年的一个重要记忆和乐趣所在，当然是看不大懂，但从那时候就开始有了关于书的记忆。我父亲其实读了有半年书的样子，但是喜欢读书，在我那个村子里可谓独一份，这是我得天独厚和格外幸运的地方。我印象里正式读的第一本书是《新儿女英雄传》，一边放羊一边读，还把读到的讲给一同放羊的发小听。如果这个算是文学启蒙，那么对于这样的启蒙我记忆深牢心存感激。
文化艺术报：看过一篇文章，写到您父亲60岁后，开始写家史和自己的回忆录，经过他整理，再经过您整理发表得以流传。您父亲写了100个本子，一个本子大概3万字，300万字，这是多大的体量。可否谈谈您父亲，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石舒清：我父亲读了有半年书，然后爷爷因为当时的社会原因劳改去了，奶奶也在39岁的年纪突然去世，当时只有15岁的父亲就成了家里最重要的劳力。父亲一辈子喜欢读书，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就着煤油灯读书睡着了，把自己的头发都烧着了。队里开会念报纸等等都是父亲的事。父亲还义务给村里人写信。有喜事的时候父亲还会抄起毛笔给人写对联。因为有点文化的原因，当了多年队里的拖拉机手，后来又考上了民办教师，在村子里当了许多年民办教师。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父亲常常给我誊抄稿子，父亲的字写得不错，书面干净，好辨认。我投去刊物的很多稿子都是父亲给我誊抄的，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再给我抄稿子，他抄稿子的印象就让我既心疼又神往，想什么时候父亲又能给我抄稿子呢。后来父亲忽然开始了写日记，写了许多年许多本。我的一个揣测是，父亲之所以写日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要给我提供一些写作素材。所以在我们那不太崇尚读书的村子里，父亲可谓是一个异数，我能有这样一个父亲，当然是我的幸运了。
文化艺术报：哪些作家对您的创作有过影响？
石舒清：我阅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不下100个，今天我顺手先写出10个中国的来:陶渊明、司马迁、白居易、苏东坡、柳宗元、鲁迅、李叔同、史铁生、张贤亮、莫言。
文化艺术报：您心目中理想的好小说是怎样的？
石舒清：我喜欢的小说（限于短篇）深情又冲淡，简明又丰富，瑰丽又朴素……就是能把多个两极性的东西不着痕迹地统一在一个作品中，举例来说，就像鲁迅的《孔乙己》《伤逝》《出关》，史铁生的《老屋小记》，张贤亮的《普贤寺》，张承志的《辉煌的波马》，莫言的《大风》《白狗秋千架》《小亲疙瘩》等都是我心目中的好小说。
文化艺术报：可否谈谈您的阅读经验，您平常都读些什么书？
石舒清：我现在的一个读书体会是，读书像交朋友，并非多多益善，读书到一定程度，就要下功夫挑出一定量的书来，比如 100本到 300本，作为案头书或者常读书。我读书不外乎文史哲方面的书。对史书的兴趣更强一些。近年来喜欢读各种资料和非虚构作品，有时候一些工具书也会让我有相当的阅读兴趣，比如各类典故和谚语书等，会带来很特别的阅读感受。中医医案、刑事民事判决书等等，也是我多年来的一个阅读喜好。我的阅读总体说来是一种非正式阅读，不下大功夫，总是凭兴趣。
文化艺术报：我们年龄差不多，在我们开始写作那个时期，先锋作家红极一时，您有没有受过先锋作家的影响？
石舒清：先锋作家给过我一点影响，比如不用标点符号写一大段这种事，我就干过，但跟在先锋作家后面走了几小步我就撤离了，觉得自己永远做不了一个时尚的人，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办法，而且无论做人作文，我都觉得老老实实不讨巧不取巧的路子是更可靠的。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者，您有话要说吗？
石舒清：这么快就到了给年轻人说话的年龄，让人感到沮丧和发蒙。时间真是太快了，迅速贬值的钞票似的，不经花。
要对年轻人说:人生难得，好好生活。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