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浩
《内则》中还将命名时的细节绘声绘色地记录下来：“三月之末，择日……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不过，这可能只是贵族之家的讲究，后代并不严格遵守这种“三月之期”“咳而名之”的仪式。但现在陕北民间在小儿满百日时，仍要邀请亲朋好友庆贺，并让来宾中的长者或显贵者给小儿命名，可能即与古礼有关。
别名，即曾用名，人一生可能会换几个名字，一般替换的名叫作别名或曾用名。
冠名，亦称官名，是一个人公开使用的正式称号。古代男子在二十岁成人时举行冠礼 (束发加冠)，女子在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结发加笄)，在这个仪式上获得的新命名就是冠名，一般通称为字，在下一节要专门谈，此处从略。本节所讲的名，实际上是指它的狭义，即乳名。
关于取名的方式，《左传·桓公六年》中曾说道：
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
这段话中所提到的信、义、象、假、类等五种命名方式的含义，王充在《论衡·诘术篇》中曾做过专门的解释:
其立名也，以信、以义、以像、以假、以类。以生名为信，若鲁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为义，若文王为昌，武王为发也。以类名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于物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于父为类，有似类于父也。
《左传》中所谈的命名方式和《论衡》中的阐发，说明了古人对起乳名是非常重视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所谓的“信”，就是表记、特征。根据小儿出生时的特征来命名，就叫“信”。如唐叔虞初生时，手掌上有字形似“虞”，故把他叫作“虞”。另如鲁桓公的儿子季友生下来的时候，手掌纹上有“友”字，于是取名叫“友”。义，指意义。根据一个人的德行来命名便叫“义”，像文王名昌，武王名发，便是取德行上的昌盛、发达之意为名的。根据类似形象来命名叫“象”。如孔子名丘，传说他生下来时头部中间低，四边高，像一座丘陵，所以取名叫“丘”。借用器物的名称来命名叫“假”。如宋昭公就是用舂米的杵臼命名的。孔子的儿子伯鱼出生时，恰巧有人来送鱼，所以孔子就给儿子取名为鲤。根据类似父亲之处来取名叫作“类”，例如儿子和父亲同日生，儿子就被取名为“同”。上古时期，人们对鬼神非常敬畏，所以人死之后，对他的名也要避讳。凡是以国名来命名的，必须改名。凡是以官称命名的，必须改掉职官名。凡是以祭祀物品命名的，就会招致毁礼废祀。
单名双名
从字数上来看，汉民族的命名主要有单字名和双字名两种。单字名出现的时间较早，可以一直追溯到私名产生的时候，传说中的尧、舜、禹、启都是单名。就信史考察，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周成王名诵，周公名旦，召公名奭，姜太公名尚，孔子名丘，孟子名轲，都是单名。古时重实用、少藻饰，加之单音节词发达，所以单字名非常盛行。但人的审美意识一般是由质朴到绮丽嬗变的，语言也是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发展，所以，春秋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双字名，如仲孙何忌、魏曼多、散宜生、苏忿生等。可是，人们在读史籍时常会发现，如《春秋公羊传·定公六年》:“二名，非礼也。”《白虎通》中也说:“《春秋》讥二名。”这是怎么回事呢？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还曾下令禁止使用双字名，只能通行单字名，认为这样才符合古制。在《汉书·王莽传》中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的记载，可见二名之禁，确实颁布过诏令。《汉书·匈奴传》中还具体记述王莽当政时，不仅禁止百姓取二名，而且要使臣转告匈奴单于，如果改了名字，将一定重重赏赐。于是单于特地给王莽上了一道表章，说道:
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
王莽这样不遗余力地推行单字名，禁止双字名，除了复古心理作祟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这个千古之谜，直到明末清初，才被著名学者顾炎武解开。顾炎武认为，古人命名或单或兼，古书经传均有记载，“《春秋》讥二名”并非讥双字名，而是讥其名多次变化无常者，“《左氏》说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后，改名为居，是为二名”。
排行命名
命名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根据排行命名。一般来说，双字名用一字相同表示排行，单字名则以偏旁相同的字表示排行，还有一些下层人物，没有文化，就径直用序数命名来表排行。
顾炎武认为双字名表示排行始于晋末，他说:“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起自晋末，汉人所未有也。”这一论断恐站不住脚。因为《左传》中就曾有长狄兄弟四人，分别叫侨如、焚如、荣如、简如，东汉时孔子的后裔孔僖有二子，分别叫长彦、季彦，东汉末著名书法家蔡邕为别人作碑文，中有“懿达、仁达”两兄弟，可见双字名表排行也是由来已久，并非晋末才出现。
（未完待续）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