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声：中国姓名文化》（连载7）

文/李浩

古人认为小儿出生后，极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伤害，并且要经过阎王关、天吊关、和尚关、落井关等关煞。因而民间多给孩子取恶名、贱名，用来欺骗鬼怪，引起鬼怪的厌恶，或者通过一些尖锐硬猛之物的命名来获得反巫术的力量，战胜鬼怪。早在春秋时期，取贱名的习俗可能即存在。鲁文公给儿子取名恶，齐田氏给儿子取名乞，晋惠公给儿子取名为圉（当时奴隶的名称）、给女儿取名叫妾，卫宣公有大臣名叫司空狗。南朝刘宋时也有人名叫常咬住、常酸奴等，恐怕都是出于避邪的目的。据《拊掌录》记载，欧阳修有个孩子叫僧哥，有个和尚问他:“公不重佛，安得此名？”欧阳修回答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意思是说他因不齿于僧佛，故命小孩为僧哥。唐代“安史之乱”中，帮助安庆绪刺死安禄山的契丹人叫李猪儿。辽代皇族中有人名驴粪，金朝则有刑部郎中海狗、四方馆史李瘤驴、唐括狗儿、完颜猪儿等，金兀术之孙名叫羊蹄，胡沙虎之子名叫猪粪。元代还有人名叫石抹海狗、宁猪狗、丑驴等等。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一种生男诡称生女的习俗，“以其形新魄怯，虑鬼物知而通摄，不欲诚告”。古代男尊女卑，男孩子娇贵，也易于被鬼怪作祟，女孩子卑贱，但很少为鬼怪所作祟，所以生下男孩子而诡称为生女。另外，在命名时，也用假女、假妹之类称呼。现代北方人给小孩起名字也常用虎子、铁柱、铁锤、狗剩等，就是古代取贱名风俗的延续。在陕北农村，有些老乡为了让自己的宝贝儿子能无灾无害，甚至用茅缸（即茅厕）、粪蛋这样一些不洁之物来命名，狗蛋、猫蛋、狗狗、猫猫（毛毛）甚至被作为对小孩的昵称。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曾填《清平乐》词一阕并注曰:“为儿铁柱作。”词云:“灵皇醮罢，福禄都来也。试引鹓雏花树下，断了惊惊怕怕。从今日日聪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铁柱，无灾无难公卿。”可以看出这种通过命名来获取战胜邪恶力量的习俗由来已久，已内化和积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从周边少数民族到中原汉族，从下层市井社会到上层贵族精英，都对此习俗很熟，受此种心理暗示的影响很普遍。
　　讳名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隐秘闺名。在古代社会中，男女不仅“授受不亲”，甚至互不通问，女子一般养在深闺，不能外出活动，最多在厅院和后花园走动走动。她的名字也只能在闺阁之内流行称呼，不能让外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男子知道，一旦暴露了闺名，就好像裸露了肉体一样，有伤风化。男女两家议婚的时候，也不是一开始就通名报姓。婚配六礼，要到第三礼才能问名，足见古人对闺名的重视。这种风俗除了具有封建伦理思想的色彩外，恐怕还有更隐蔽潜在的原始文化心理，就是笔者前面所谈到的，古人认为名字不仅是人的肉体的称谓，而且是人的灵魂的表征，名字一旦被别人知道，灵魂也会被人摄去，名字被陌生人污辱，那么精神也肯定不清白了。
　　讳名最典型的就是避讳制的形成。所谓避讳，简单地说就是不能直接称呼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和君主尊长名字相同的字，就用代字、改字、缺笔、拆字和缺字等方法来回避，下面举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
　　秦庄襄王名子楚，秦朝便把“楚”改为“荆”。《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荆”，就是指楚国。秦始皇名政，故改正月为端月。
　　汉高祖名邦，故汉时典籍将“邦”字一律改为“国”。《论语·微子》中有“何必去父母之邦”一句，在汉石经残碑上作“何必去父母之国”。
　　汉文帝名恒，故在《史记》中，恒山被改为常山。
　　隋炀帝名广，文面上遇至“广”都改为“博”，隋曹宪为《广雅》一书作音释时，就只得把书名改为《博雅》。
　　唐太宗名世民 ，“世”改为“代”或“系”，“民”改为“人”。柳宗元《封建论》把“三世”改为“三代”，把“生民”改成“生人”，《捕蛇者说》一文则把“民风”改为“人风”。《世本》一书被改为《系本》。
　　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与“化”。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中“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王符传》中“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柳宗元将《封建论》中的“继世而治”写成“继世而理”。
　　唐玄宗名隆基，改“隆”为“兴”或“昌”。唐长安外郭城中的隆庆坊被改为“兴庆坊”，隆庆宫被改为“兴庆宫”，诗人李白的故乡隆明县，被改为“昌明县”（今四川江油市）。
　　清圣祖（康熙皇帝）名玄烨，“玄”改为“元”，“烨”改为“煜”。清人著作或清人刻印的古书中，凡是本应该作“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均被改为“元”了。
　　（未完待续）

编辑：小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