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晓英
小时候，在农村的老家，新年是我家最重视的事项之一，它应该是从一场彻底的大扫
除开始的。迎接新年的我就是陪母亲赶集采购年货，这个也是有讲究的，能长时间放置的菜品，母亲就会提前采购回来存放。她总结的丰富经验是越接近年底，同样质量的货品，价位就会比平日高很多。所以花生、瓜子、糖果，还有做蒸碗的大米、蜜枣、花生米等都会被提前买回来。装着这些东西的塑料袋子，被我母亲绑了个死结，递到我和哥哥手中，提着东西的我们，会用小小手指，在袋子的侧边捅出一个合适的小洞来，刚好能取出想吃的美味来，还有一些不耐存的蔬菜，要等腊月二十五六再去买的。母亲手里会拿着一张父亲提前开好的菜单，她负责挑选和还价，我和哥哥就是小小搬运工，帮她把要采购的东西从集市上运回家里来。
到了腊月二十七八，我负责给提前几天洗净沥干水的蒸碗底上摆入蜜枣和花生米。哥哥负责将熬制至半熟状态的黏稠糯米，一勺一勺舀到蒸碗中。我母亲负责将装好的蒸碗像耍杂耍一样，一碗叠着一碗，放入高高的笼屉里。吸引着我俩眼睛的笼屉，就在雾气缭绕里开始了它一年一次的庄严使命。这时我和哥哥抢着去烧火，这炭火旁边是我俩的小小“宝地”，你翻一翻就会发现里面藏着的“宝藏”，是几个红薯或是土豆，我们时不时会用小铁锹，将它们翻出来摁摁熟没熟。等待的过程，母亲继续准备着过年的肉类，我俩将细细的铁丝当签子，把切成小丁的瘦肉，一块一块地串在一起，模仿着集市里卖肉的小贩，远远地给肉上抛撒着佐料，放在烧着热水的蜂窝煤炉上转着圈烤着肉，小嘴里喊着：“卖羊肉串了，卖羊肉串了，不好吃不要钱。”母亲不时回过头来看着我俩，叮嘱着一定要离她刚提下来的开水壶远一些。肉上的油掉在红红的煤火上，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我流着口水问着哥哥：“熟了没？熟了没？可以吃了吗？”那时的烤串里肯定藏着一味叫做“甜蜜童真”的秘料，以至于后来我涂过所有的酱料，都没有调制出那么好吃的烤串来。
腊月三十那天一大早，我母亲就研好墨汁，再给桌上铺上叠好暗字格的纸张，催促着我父亲赶紧写对联。记忆里的父亲手指中永远夹着一支燃着的香烟，他会猛吸几口后，将烟摁在烟灰缸里，嘴里嘟囔着什么急。等他过来挥笔书写的时候，我母亲在旁边帮他提着纸，同时她也会喊着让他把字使劲写“胖”一点。而我父亲写出来的字，好像总和她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若她再继续抱怨时，我父亲就会批评她不懂书法。接着我们定会得到一通书法知识的“普及”课。我和哥哥需要将父亲写好的对联抬到桌旁的空地上。父亲这时会站在对联旁边，俯视着自己的作品，再会让“不懂”的母亲发表一下见解，等我母亲说到那句：“今年写得确实比去年好”，父亲就满意地点点头走开了。等着他离远后，母亲对我们说：“你爸太惜墨了，写粗一点不好吗？会看着更有福气一些。”父亲蘸过墨汁的毛笔和墨盒是需要收拾干净再保存的，收尾的工程就交到了我俩手里。剩余的纸张和墨汁是不能浪费的，就留给我们玩了。两个小人站在小板凳上，刚好能够到父亲用的长条桌，再模仿着父亲的模样，一笔一画地写着“上天言好事，下凡降吉祥”的小联。好多幅写好后排在桌上，等着母亲评判，选中了谁的对联，那一年就贴谁的对联在供奉的灶王神龛前。
大年三十，我穿上买好的过年衣服。族里的男丁们是要聚在一起去拜老先人的。我们很快吃完年夜饭，爸爸和哥哥去户里聚了，我和母亲会准备晚上要用的菜品。我们家族的人很多，每一种菜都需要准备一大洋瓷盆，摆在厨房的案板上。锅里还得“滋啦滋啦”再炒几个热菜。我负责帮母亲择菜或是加炭火，族里的叔伯来了，我还得负责端菜给他们。
其实新年的快乐里，还有一件就是躲在被窝里数压岁钱。崭新的压岁钱总是会淘气地粘在一起，你数了一遍又一遍，总会得到不一样的数字。小小的烦恼就这样产生，脑子里还会想一下父母明天会给多少，姑姑给多少，姨妈给多少，不行不行，小脑袋瓜子会被烧爆的。
那时候的年有着让人一生难忘的烟火气息。今年的我又一次看到了母亲忙碌着的身影。她在厨房里弄着过年的菜品，我倚门站着，母亲已没了我儿时记忆里的挺拔身姿，她煮肉时一会儿忘了放这个，一会儿又忙着补那个。我轻轻走进去，从背后抱着她，脸贴在她的后背上，是母亲的味道。她笑着让我别娇气，厨房太小，赶紧出去，别占她的地儿。
其实不论何时的年，只要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就会有着难忘的幸福味道。
编辑：林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