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峰
传统的陕北大年接近结束，母亲思谋着利用剩余的年茶饭把院子里的石磨重新锻造一下，让父亲请来村里的石匠大叔。大叔在家里吃过早饭，拿着石匠的工具来到我家硷畔的大场院，开始一锤一钻锻造起了石磨。
时过正午，眼看着就要到了饭时。母亲走到后窑寻找藏在大瓮里的年茶饭，却发现年茶饭不翼而飞，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她原本想着把年茶饭结余一些，用来支应正月还没有来过的亲戚，怎么也不会预料到所有的年茶饭被我这个大馋猫经过多天的蚕食吃得一扫而光。
事实已经摆在面前，谎言完全掩盖不了真相，面对母亲的质问，我只好一五一十向母亲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母亲正准备操起家伙收拾我，大概碍于外面还有请来的匠人，举起的笤帚把又收了回去。或许她也想到了旁边的那只盛满水的大瓷瓮，万一当时一不留神掉进瓮里，我的小命可能就这样结束了。
我极力地向母亲叙述事情的经过，不住地向她承认错误，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做类似的事情。母亲在我的生命与所剩不多的年茶饭之间还是选择了我，她转怒为笑，接近于高八度的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让我赶紧到院子里抱些柴火回来。
小的时候，没有零花钱，没有新衣穿，也没有零食吃，现实生活中巴不得家里多来几次客人。小孩子家的思想其实简单，单纯的意念里不是为了别的，只为贪图能吃到顺口的饭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总是能在捉襟见肘的生活夹缝里，即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想方设法招待好客人。
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粮食的产量提高，但是农村的各方面条件还是相对极差，好多人家都没有达到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程度。我家没有自己独立的仓窑，窑洞靠近墙壁的地方全都摆着从二十多里外买回的大小瓷瓮，菜瓮、水瓮、米瓮、面瓮……当然面瓮很小，也盛不了多少面粉，不足以用斗进行计量，只有三升二升。一年之中，仅有的一小块麦田里产出的麦子本来就很少，还要应付一年四季来家的客人。
没有了剩余的年茶饭，母亲把目标锁定了大瓮上面的小半瓮年前磨好的白面粉。母亲麻利地揭开了面瓮，揉好了白面，然后开始烧柴调汤。只在烧红的铁锅里滚了一圈的羊油碗饦，还有油锅上烧焦了的葱花，再上豌豆瓣做成的黑酱，就能把白面片做得香飘满院。我不住地讨好着母亲，不遗余力地为她打着下手，一会儿往回拾柴，一会儿往灶膛里添柴，来来回回跑得十分勤快。
村里的四爷，大叔的亲四爸，老实，善良，比父亲大一个辈分，和我家同住在一个硷畔上，平时两家的个人关系也处得不错。他上了年纪，没事的时候上硷下院流水转悠。母亲大概是听见了四爷在硷畔上说话的声音，又从小瓮里舀出了面粉和了起来。母亲让我出去请大叔回来吃饭的时候，顺带把四爷也请了回来。四爷也没有丝毫作假的意思，谦让了几下，也就来到了我家。
大叔和四爷坐在前炕，出门在外做客，即使家里的条件不一定怎么光鲜，也尽量拿捏着自己的吃相，虽然不是狼吞虎咽般的咀嚼，但也直吃得满头流汗。我坐在后炕靠近锅台的地方，眼巴巴地看着大叔和四爷吃着放在土炕中心饭场上的白面片，独自暗吞着口水，咽了一口又一口。
眼看着炕场的白面片吃得只剩下了两碗半，大叔和四爷又为各自倒上了一碗。我再也按捺不住肚子里的蛔虫的蠕动，索性拉着长脸从后炕头翻过锅栏墙，站在了锅栏墙与大铁锅中间狭窄的巷道之间，还不住地踢着冒着热气的大铁锅。大叔和四爷都是明眼的人，吃完了碗中的白面片又去硷畔干活了。
母亲大约内心当中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她看着我吃完了那半碗白面片，撅着屁股从炕墙溜了下来，双脚还没有踩在脚踏上，问我：“吃饱了吗？”我顺口回答：“吃饱了。”母亲接着又问：“吃好了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吃好了。”还没等得我反应过来，母亲扳转我的屁股，开始举手就打，边打边说：“不打你，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不打你，你还真不知道你成了谁家的儿子。”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母亲一定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根本没有拍拍黄尘吓唬吓唬的意思。记忆里的我嘴里还有白面片的余食还没有完全咽完，便哭着喊着寻求援助，母亲呵斥：“一声住！”那是她老人家多少年来一直最拿手的“禁哭令”，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立马停止了哭声。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那半碗白面片的面香还在时光里弥漫，依旧在漫长的岁月里流淌。也许就像母亲所说，不打真的难以成才，那一次教训无疑给我的人生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教育课，潜意识里影响了我很多年，至今回忆起来记忆犹新。那半碗白面片依然散发出缕缕余香，令人回味无穷。
编辑：林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