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陶瓷碗

文/李峰

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去描述那一只陶瓷碗，那是老家的仓窑里存放着好多老物件当中的一件。虽然它表面看起来很粗糙，一眼就能辨别出它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一直以来被父母视为珍宝，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仓窑里。

我所在的乡镇厚厚的黄土层下面埋藏有一种矿产资源叫作高岭土。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聪明的当地人就利用现有的资源开起了瓷窑，烧制各种诸如缸、瓮、盆之类的瓷器，用来盛饮用水、藏粮食、腌白菜等。起初制作都是最原始的手工作坊，全部制作过程全靠人工，手摇着扶杠来回转动泥盘带动皮带进行制作。后来，靠近川畔的地方陆续通了电，人们开始利用电机带着皮带进行制作，相对于传统工艺来讲，既可以省时，又可以省力。

当地的窑工为了节省燃料和空间，尽量使每次烧制出窑的瓷器更多一些，往往是大缸里套着小缸，大盆里套着小盆，在有限的空间里烧制出更多的瓷器。单从瓷盆这一类别来说，就有大盆、二盆、三盆、四盆……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制作出不同的器皿。那只陶瓷碗，说是一只碗，那只不过是我从小在认知它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错觉。我所说的那只碗，其实不是一只碗，而是一个小小的钵，如此去形容最合适不过了，底圆，肚大，口小，主要是用来盛放切碎的葱花，或者是香菜、辣椒、韭菜碎等调味料之类的器皿。

去年正月，父亲病重回到老家休养，在整理仓窑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这只陶瓷碗。不见则已，一见如故，那只陶瓷碗瞬间触动了我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是七十年代中期，正是陕北刚刚经历过饥荒之年不久，当时农村依然是集体经济，虽然大锅饭是不吃了，但是农民的生活仍处在艰难之中。好多人家为了生活，携儿带女，背井离乡，去“南老山”逃了生路。身在原地不动的家庭，好多甚至吃过荞面花花、苜蓿叶叶、杨秃梢叶等牲畜才肯下咽的食物。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只是我家，好多家庭都不可能逃避如此艰难的日子。父母吸取了哥哥小时候因冬天吃荞面花花导致脸蛋浮肿的教训，想尽千方百计，最大可能地节衣缩食，每天坚持用那只陶瓷碗蒸一碗齐碗沿的小米饭，来保证我的身体所必需的营养。那是我小时候每天中午外加的“午时饭”，至今我都依然怀念着自己独有的特殊待遇。

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喜欢上了过往，好多事情越是经过岁月的沉淀，觉得越是让人留连。一个家庭所经历过的贫穷所形成的阴影会在每个人的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也许谁也逃脱不了时代和命运刻下的魔咒。对于幼时的我而言，唯一可以带来自信的恐怕只有那只陶瓷碗所蒸过的小米饭，我甚至可以把它当作炫耀示人的资本。

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处何处，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我的原生家庭，那是我生而为人成长的根。小时候的我长得不同于现在，身高和体重极不协调，当时个子小，体重大，整个一个人胖墩墩的。父亲除了星期天，周内每天都去学校教书，母亲一个人在家从事各种农活，哥哥和姐姐都在学校念书，家里没有更为合适的剩余劳动力带着我长大。

奶奶住在隔着一条深沟的老庄，自然而然成了首选的带娃人。姐姐比我大六岁，每天上学前都要背着我送到住在老庄的奶奶家。姐姐在背上背着我的同时，手里还要端着那只陶瓷碗蒸的小米饭。去奶奶家的路是一条黄土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下一道坡坡，又上一道坬，才能到达奶奶家。

有那么一天，姐姐又背着我去奶奶家，从硷畔坬往下走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在地，连同我和那碗小米饭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姐姐从黄土当中爬起，把我拽起来之后，又捡起那只陶瓷碗，愤愤地，有点打抱不平的意思：“害不哈尔格也把娃娃（指我）吃成那么个肉墩子，还一天一碗小米饭奉伺上，长大不晓得成龙也，还是变虎也。”很显然，姐姐对父母每天为我蒸一碗小米饭是有成见的，借着这个机会把积压在心里所有的怨气一股脑儿撒了出来。

后来，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我一天天慢慢长大，在父母平常交流的过程中，我的潜意识里知道父亲所在的学校有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还有更多新鲜的人和事，于是乎天天哭闹着要父亲带我去学校。从家到学校足足有五里路程，父亲每天背着我去学校，迎着严寒酷暑，手里不忘端着那只陶瓷碗，碗里盛满蒸好的小米饭。

我常常流连于那些让人难忘的场景和情节，过去的那些日子所经历的每一种人、事、物，都会在我的记忆深处走得那么的轻缓。我甚至能从细微之处体会到他们身上流淌着点点滴滴的碎暖，最终汇聚成了一片爱的海洋。就像那一只陶瓷碗，虽然它只是一只普通的陶瓷碗，但是它承载着我的美好童年，它伴随着我走过的那段时光，犹如窖藏的一坛老酒，历久弥新，足够温润我的一生。

编辑：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