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88）

文/王鹏程

实际上许寿裳可能“高估”了鲁迅治唐史的史料功夫。鲁迅对唐代的了解，既有时代的限制，也有个人趣味上的偏向，“因时代思潮及学术训练，鲁迅的收藏，其实还是偏于传统的金石学。也正是这一点，明显限制了其对唐代长安的体味与想象”。对于大唐盛世的想象与复原，“需要历史、考古、建筑、美术等诸多学科的支持。从收藏以及阅读不难看出，鲁迅有史学的眼光、美术的趣味以及金石的学养，但对日渐崛起的考古学、建筑史以及壁画研究等，相对陌生”。一方面，“鲁迅的主要兴趣不在‘古都’”，另一方面，“那时的中国学界，并没给鲁迅提供有关唐代长安的丰富学识——尤其是在历史地理以及考古、建筑、壁画等方面”，因此，他“在没有足够学术支持的情况下，不愿率尔操觚”。相信鲁迅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笃定地放弃了《杨贵妃》的写作。

1926年，籍贯陕西蒲城的创造社成员、诗人王独清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开始连载六场话剧《杨贵妃之死》。王氏“剧本的立意只有一点就是想提高女性”，将杨贵妃塑造成个性解放、主体意识觉醒的“模范”——“这儿底杨贵妃完全不是历史上的杨贵妃了，我在这儿把杨贵妃变成了一个甘为民族甘为自由牺牲的人物。这儿底杨贵妃坦然地把生命献给了民众，不但没有自私的行为，并且还是一个为自由为人格奋斗的表率。像我这个杨贵妃才是我所希望的女性，才是我们都应该崇拜的女性呢！”在第六场中，大将军陈玄礼甚至率领众将士向“为民众这样牺牲”的杨贵妃——“具有不朽的灵魂的神圣的尸体”下跪，简直离奇得匪夷所思了。

1929年，欧阳予倩在《戏剧》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剧本《杨贵妃》，也是为杨贵妃翻案。他将杨贵妃塑造成慷慨激昂的反对被封建皇帝自私虚伪的爱情所禁锢的“女英雄”，后来搬上舞台，演出效果不好，不为观众接受。

鲁迅跟王独清、欧阳予倩一样，《杨贵妃》的构思初衷同样是要体现五四时代高扬的女性解放思想。遗憾的是最终没有写出，留给我们无尽的猜想。但这种不圆满，也颇能体现出鲁迅的睿智和清醒。

1932年鲁迅在整理完自己的译著书目后，在书中不无自嘲地说：“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可见他对自己没有完成《杨贵妃》及其他两部长篇，一直是心存耿耿的。

第三十四章

挥手自兹去：

鲁迅的返京旅程

1924年8月4日，鲁迅从西安启程回京。他自7月7日从北京启程，14日到西安，原计划讲学一月，实际在西安住了二十一天，提前九天返回。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讲学任务已经完成外，也跟目睹军阀统治下西安的落魄景象让他失望有关。按照原计划，他是要去一趟马嵬驿的，但既没有了写《杨贵妃》的冲动，也担心再次扫兴，就取消了行程。他很赞赏汉唐石刻，原来可能也有去昭陵的想法，但在陕西省教育厅院内看过昭陵四骏之后，也就没有去昭陵的必要了。

鲁迅回京并没有走来时的路线，而是与孙伏园、夏元瑮三人选择了水路，从渭河草滩乘船到潼关。以下跟随鲁迅日记逐一说明返程经过。

四日 晴。晨乘骡车出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遇逆风，进约廿里即泊。

西安城北的草滩镇距离西安市中心十五公里，当时是渭河流经西安的巨埠，为关中水运交通枢纽。

渭河横穿关中盆地，从咸阳和西安近旁流过。渭水—黄河—汾水航路和渭水—黄河—运河航线，在秦、汉、隋、唐时期，对于都城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五代以后，长安失去国都地位，渭河漕运衰落。北宋前期，全国以汴梁为中心的漕运分四路，其中渭河水运顺渭河、黄河而下，陕西诸州租赋多经渭河航道运往汴京。西安境内秦岭山间薪炭亦经渭河入黄河，运往汴京。元明清仍延续利用渭河航运之功，运送粮食、木材、薪炭、食盐及土产品等。

1934年底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以前，由于西潼公路路况差、汽车少，关中东、西部的物资转运以及客运，主要依靠渭河航运。1962年三门峡水库蓄水后，泥沙迅速淤积渭河河道，航运被迫中断。西安到潼关陆路不过一百四十公里左右，鲁迅一行乘船却走了四天半。据孙伏园后来回忆：“我们回来的时候，黄河以外，又经过渭河。渭河横贯陕西全省，东至潼关，是其下流，发源一直在长安咸阳以上。长安方面，离城三十里，有地曰草滩者，即渭水充经长安之巨埠。从草滩起，东行二百五十里，抵潼关，全属渭河水道。渭河虽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

五日 晴。小逆风，晚泊渭南。

秦时，渭河以南属于骊邑治下。汉高帝十年（前197），骊邑更名为“新丰”。唐代隶属华州。唐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之句即写这里。

（未完待续）

编辑：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