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76）

文/王鹏程

鲁迅在暑期学校讲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时，对《西游记》的流传系统、作者及主旨进行了论证：

《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人更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 ——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此见于明时所修的《淮安府志》，但到清代修志却又把这记载删去了。《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是一百回，先叙孙悟空成道，次叙唐僧取经的由来，后经八十一难，终于回到东土。这部小说，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 —— 在前边已经提及过——已说过猴行者，深河神，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著作。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西游记传》—— 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宜附会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后来有《后西游记》及《续西游记》等，都脱不了前书窠臼。至董说的《西游补》，则成了讽刺小说，与这类没有大关系了。

鲁迅在应邀赴西安讲学的前一个多月，去商务印书馆购买《大唐西域记》，可能此时王捷三和王品青已经邀他去西安讲学，他也有了应允之意。此前，他有许季上所赠的《大唐西域记》常州新刻本四本，估计在八道湾家中不便拿出，只好再去购买一本了。鲁迅对玄奘和《大唐西域记》很有研究。1933年10月7日，他回信增田涉，对于对方提出的关于玄奘及西域的一些疑问，答曰：“b.寺中多画……，麻 及匙、箸。不是玄奘的像。c.盖西域所无者，麻 及匙、箸。”三言两语，便解决了问题，足见其学力之深。

六 游曲江

鲁迅日记中没有游曲江的记录。据孙伏园《杨贵妃》中说：“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可见，鲁迅是肯定游过曲江的，时间是1924年7月的哪一天，无法确定。

在长安城南，有不少带“曲”的地名或名胜。“曲”有“隈”或“隅”的意思，因地势变化而有景致。其中以曲江最为有名。曲江秦代称为隑州，汉代称为宜春下园，很早就是清游之地。汉武帝曾多次游幸此地。隋文帝对此地风景更为赞赏，改其名为芙蓉园。到了唐代，复更名为曲江。曲江地处长安城外，远离俗尘，“与长安中心的热闹区域相隔不远，且地势高燥，青林重叠，芙蓉在澄清的江水上盛开”，在自然之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人工之美，“在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是极为罕见的”，“实为帝都的第一胜境”。在唐代，曲江是池的名称，芙蓉园则是指其西北芙蓉众多的庭园。开元年间，曾对曲江进行大规模的疏凿与改造，又开黄渠，导浐水至此，建紫云楼、彩霞亭等楼阁于曲江西南岸，其他殿楼亭榭亦皆临水而建。碧波烟水与百花杨柳相交，备极明媚春色。在靠近曲江西岸的地方，有汉武泉，一年四季均有清泉涌出。旱魃之际，例必在此祈雨。曲江有两条支流：一条向北，流经敦化、立政二坊，至昇道坊的龙华寺境内；一条西流，经青龙、通善、进昌三坊，至慈恩寺前。慈恩寺门前横断的一条古渠常有潴水流过。

1906年足立喜六考察此地时，这两条支流的痕迹仍历历可辨。曲江附近，名胜众多。其北原即所谓乐游原，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即登此原；贾岛曾隐居于此，有“行坐见南山”的佳句。曲江西边的杏园及芙蓉园，都是享有盛名的地方。曲江“不仅是供隋唐诸帝临幸观赏的地方，也是雅客骚人的消闲之处所。以杜甫为首的唐代诗人，多有歌咏曲江的佳作。所谓‘曲水流觞’，似乎是在黄渠缓流上所举行的活动，但这种优雅的行乐方式在各地水边均有，绝不仅限于此处。曲江游乐，王侯贵人至于庶民杂人，皆以其所处的位置，互竞豪奢，各尽欢乐，使热闹场面达到极点。特别是在开元年间对曲江进行修整之后，游览者较前更多。每月晦日、三月上巳、九月重阳等节日，场面最为热闹。”

（未完待续）

编辑：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