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写出信任的希望与灵魂

　　沈念，湖南华容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学》主编。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八分之一冰山》《灯火夜驰》《夜鸭停止呼叫》、散文集《大湖消息》《世间以深为海》《时间里的事物》（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等。历获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高晓声文学奖、三毛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毛泽东文学奖等。

    沈念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以洞庭湖为背景，洞庭湖是您的文学地理还是精神领地？

沈念：都是。我出生在洞庭湖畔，学习、成长、工作也都围绕着这里，直到35岁才离开。即使离开，依旧每年在重返。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写作其实一直就在处理洞庭湖这片河汊众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

文化艺术报：从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大湖消息》到新近的中篇小说《渔火》，大湖凝聚了您哪些写作理想？

沈念：从本质上说，我对湖的认知，是因为与那里的鸟兽虫鱼的相遇而打开的，也是与渔民、保护工作者和志愿者的相遇、相识、相知而加深的。多少次“归去来”的经历，既是回溯光阴往事，也是体察时代变迁。以前我们看到、听到的是人与水的斗争，人从水中的索取，今天的“退田还湖、生态修复、十年禁渔、守护一江碧水”，已经成为人的自觉与自省。水的内涵远比我们见到的模样要丰富、复杂。我带着敬畏、悲悯、体恤，沿着水的足迹寻访，见识了不同季节和生态下的大湖景致，在大湖人身上看到比湖更广阔的性情、心灵。我和他们一样，从水流之中获得力量。关于写作上总体的思考，我写湖上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也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有情有义的水世界，写人对生活与自然的领悟，也是写我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

文化艺术报：《大湖消息》之前，您的小说创作已卓有成就，为何会转向散文写作《大湖消息》，能否谈谈写作《大湖消息》的初衷？

沈念：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擅长的文体，或者说在外界被认为写得好的文体，所以才会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之别。也有几种文体能兼顾的作家，但大家心中也只会突出出色的某一点。作为愿意挑战或写作题材与手法宽泛的作家来说，显然都想成为兼顾多文体的人。我也想尝试，或者说是挑战。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导师阎连科有次批评同学们没有野心，这种野心其实是指竞争之心、挑战之心。我写作之初，写过诗，后来放弃了，现在主要以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来写作，介入不同的题材。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作家在一直不断探寻和解决的问题，这两方面没有轻重、先后。它会考验你对文体的认知，考验你的生活、知识、思想、情感储备等。

《大湖消息》是献给我故乡洞庭湖的一本书。这次创作的缘起，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到了我的家乡岳阳，提出“守护一江碧水”的要求。2020年下半年，疫情稍有缓解，湖南省启动“青山碧水新湖南”的创作活动，我把写作提上日程，集中时间回访洞庭湖和长江，多数篇章是在2021年上半年的时间里写完的。写了一年左右，也是写了很多年的湖区生活经历，是我在洞庭湖畔所有生活、情感积淀的一次“放血式”写作。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写作原因，2014年调到湖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又去中国人民大学求学三年再返回时，我的创作理念与年轻时发生了位移，目光更多专注到现实，也是有意识地专注到故乡洞庭湖区的人、物与命运。大湖之上的一切，让我对写作和生命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他们让这片广袤的大地变得深沉厚重，我也从注视中获得内心的洗涤。有时间我就会到湖区的乡村走动，特别是秋冬季节，湖水退去，洲滩横卧，世间寂然，仿佛走进一座埋藏着秘密的殿堂之中。殿堂非常阔大，我走入其中，变得充满激情，热血沸腾，有了叙说故乡的欲望。

文化艺术报：大湖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沈念：因为写大湖，这些年我不断返回。从起初的懵懂无知，从直觉的对错判断，到一种浓郁的生态忧患意识弥漫心中，到以生态整体观来观照笔下的万物生命，如同一场心灵之旅，终在荒漠中找到甘泉。我突然抬头发现，当下写作者聚焦自然生态的目光和笔墨越来越多。多了是好事，但滥了就很糟糕。一个难题横亘眼前，面对兴衰变化、原始状态与人工修复，站在审美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孰重孰轻，又如何做到不偏不倚，就会成为写作的难度。遇到且挑战难度的写作者，其实是幸福的。我的疑虑被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创始人利奥波德解答，他在《沙乡年鉴》中谈到人与大地和谐相处时说：“你不能只珍爱他的右手而砍掉他的左手。”于是，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都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我的悲悯也是属于大地上所有事物的。

我没有想过要专注自然生态的书写，但我通过这次创作提升了对自然生态书写的领悟。写作中永远要处理好一生“所见”的问题。怎么看，是方法与路径的必经之路，也是问题与意识所在。比如说，我在湖洲上行走，我睁眼闭眼就能看到水的波澜四起，听到水的涛声起伏，水的呼吸所发出的声音，是液态的、颤栗的、尖锐的，也是庞大的、粗粝的、莽撞的。我原来以为岸是水的疆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又是没有边界的，飞鸟、游鱼、奔豖、茂盛的植物、穿越湖区的人，都会把水带走，带到一个我未曾想到达的地方。我在湖区看到成千上万、种类繁多的鸟，鸟儿不为天空歌唱，但会为身旁的水流唱鸣。我仍然存有诸多疑难，直到梭罗告诉我：“问题不在于你看见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看和你是否真的看了。”那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点、思维模式和认识角度，轻易不会发生位移，但我们必须像西西弗斯推动巨石，必须去撬动那些上了枷锁的观点——也许你不是在看自然物，而是在看人类自己的影子。

文化艺术报：《大湖消息》被批评家贴上了生态文学的标签，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沈念：近些年，中国确实出现了一阵生态文学热，很多地方也都在组织生态文学论坛和创作活动。我并没有做太深入的研究，所有的写作都是面向世界面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生态。我的理解是，所有关于生态的元素和精神内涵，进入到文学之中，归根到底落点还是在个体的人身上，在人活动的时空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不可能均等的取与舍。从这个意义出发，每一位投身自然生态文学书写的写作者，必然要去直面欲望带来的责难，要去书写反思与自我拯救。而我就是要从水流、森林、草原、山野以及大地所有事物之中“创作”一个未来，那里有对大地上、人世间最坦诚的信任和依赖。每一种写作、每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大湖消息》亦如此。我在自然书写和人文呈现的过程中，展现了强烈的悲悯情怀，展现了人与自然作为共同的生命体的内在逻辑，引发当代人现实的和精神上的思考。我的本意并不单纯是写一部生态文学作品，而是朝一种更适合这一题材与写作对象表达的方向努力，至于达到怎样的程度，那是评论家研究的事，作者要做的只能是用心用情写好每一部能写好的作品。当下生态写作如何回应时代现实，也许《大湖消息》给出了有点意义和价值的答案。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篇创作谈中谈到南方写作的文化性格，这几年，很多南方作家都在重提南方气质的深邃繁复。您在洞庭湖边长大，是个地道的南方作家，您是怎么理解地方性经验与个人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沈念：我写水，写湖，写湖区万物，写散发出的许多气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鱼腥味”。这是一个地方写作者要守护和传承的，也是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深耕的。也许写作者深挖精耕在一隅一地，不离不弃，可能一辈子白写了，但也许又生成了其他的意义。好作品的点睛之笔、气质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性，因为这种个人性（鱼腥味）是自然与地方性所滋养并生发（创造）出来的。

大地是一张网，人永远只是网中的一根线，编织一张完整的生命之网是永恒的梦想。我们对待这张网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写作者真正地身心融入自然，才能知道抽取哪根线，才会找到线所在的具体位置，或者就是安心做一条线。

文化艺术报：相比于小说，散文是您更擅长的领域吗？结合您自己的创作经验，可否谈谈散文写作相比小说您有哪些优势？

沈念：我在对自己体验感受深入的领域，会用散文表达多一些，需要打开更多想象空间的时候，会青睐小说的形式。所以说我在散文驾驭上的优势，还是在体验深切，因为深切的体验，更容易引起读者共情吧。

我早期写散文，开始是给报刊投稿，很快我就意识到要做一些散文创作的探索。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古人已经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散文篇章，“五四”时期又达到了一个散文的高峰，并确立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框架。我们依然还在仰望高峰和在框架之内进行写作，这几年有了突破边界的感觉。有人会讲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实际上文学史的更新就在于变化，任何的探索都会有失败，但你要创新就必须探索。

西方现代主义、现代派小说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疏导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干扰，但把它捋清晰了，就会帮写作者重构一种表达。当下语境下，我们的散文书写也应该进行现代叙述意义上的写作。如果说，依然按照过去的路子、话语系统，就会陷入一种传统、经典没法超越的境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还是个人性的呈现，没有个人性的东西，就没法标识出你的创作特征，可能就是所有人在写同一本书，那你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是我很警惕的。可以说，我在散文里的探索比小说写作走得更远一些。

文化艺术报：《大湖消息》出版的同时您又出版了散文集《世间以深为海》，可否谈谈您对散文的理解？

沈念：刚开始写散文，我在写作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是习惯由“我”引领读者历览世间、周游世界、感受人生冷暖，以至在后来的虚构叙事中，这个“我”依然被我强调，叙事结构和叙述口吻看得出清晰的影像，甚至变得自觉。我不敢说这种自觉是好的，但它是个人性很强的。它的形成，与写作者介入生活与写作的方式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关联。它与我对世界、生命的认知也是相互联通的，我看重的写作，并不是你去写什么，而是你在写作中所呈现的发生、发现和发展，是所写作的对象与个体精神空间之间的融合交织、患难与共。也许是因为你带着这样的要求，自然而然，叙述的结构和调性，就有了一定的风格，这种风格也就成为一种自觉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体有一种文体的渐变与丰富。当下语境里，现代性叙事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已经越来越为人所跟随、认定。如果依然按照过去的路子、话语系统，就会陷入一种传统、经典没法超越的境地，或者进入公共话语体制下，就失去了个人性。表达现代生活的复杂经验，说别人没说过的言语、感受、逻辑，才会有真正意义上个人性的呈现。没有个人性的东西，就没法标识出你的风格特征。对于读者而言，可能就是所有人在写同一本书。这样的创作是必须警惕的。

文化艺术报：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散文作品？

沈念：无论是主题、题材的选择还是文体形式、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是创作的重要元素，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才是作品的最好呈现。这首先要求作家要熟悉生活，熟悉所写的对象，只有十分熟悉了，才能挖掘得深刻，表现得有力量，才能创造出有艺术魅力的新人物和文学样本。比如书写乡村，熟悉了乡村现实和变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才会栩栩如生；不回避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发出对乡村未来命运的思考声音，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接地气、有温度、见深度的文学特征。现场有神明，总而言之，今天的写作者，深入到火热的社会实践现场，在人群中找心灵感应，在现实中找鲜活的生活，加上富有艺术性的写作手法，作品也就有了筋骨，有了属于人最真实的喜怒哀乐和情感情怀，也才具备了好作品的基本品质。

文化艺术报：您是一个关注当下的作家，关注现实的写作源泉和动力来自哪里？

沈念：这种源泉和动力，是在故乡，是地方性写作所带来的。我在洞庭湖畔生活了很多年，过去并没有深度思考我和湖和水的关系，人过中年，内心逐渐清澈，回望故乡，也是在归去来的过程中，突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水给了这片土地灵性、厚重、声名，也给了人刁难、悲痛、漂泊，更是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

文化艺术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文学的？

沈念：青春期。我的青春期多是在图书阅览室度过的，因为有了阅读的陪伴和滋养，我的青春才充满了多样的声音和色彩，众声歌唱，五彩斑斓。突然有一天，我从阅读中领悟到一种更大的向往，开始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样，锲而不舍地向一座座文学高原攀登。

我曾在洞庭湖边一所纺织厂子弟学校工作了十年，教语文，创办了文学社和校园刊物《太阳雨》。二十一世纪初的大型国企，文化氛围浓厚，单身青年宿舍住着许多文艺青年，青春的萌动，情感的迷茫，让年轻的我一头扎进文学里，逐渐开始创作。

文化艺术报：哪些前辈作家影响过您的写作？

沈念：你的提问一下把我拉回到二十多年前，我参加工作后疯狂阅读的那段时光。那时我是一名小学老师，租居在一幢旧楼顶楼，老房子是工厂的那种“扁担房”，20平米，却被划豆腐块似的整出卧室、餐厅和厨房，楼顶板非常单薄，丝毫不能阻挡太阳的炙烤。整个暑期，我就在无比酷热中读着博尔赫斯小说全集度过，身体内的水分以从没有过的速度往外奔跑。与博尔赫斯在酷热中相伴，是我至今为止有资可谈的一次阅读经历，我感受到自己像一只忙碌的蚂蚁，整日整夜地在他的世界里奔波，就像搬动着一个个强大于身体数倍的悬念，追逐着阅读中高潮带来的快乐。

我的阅读偏西方的作家作品居多，我的阅读史也是写作的成长史，那些西方经典作家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照亮过我的暗夜。这个名单是很庞杂的，如果一定让我梳理，印象最深的是博尔赫斯、鲁尔福、马尔克斯、卡夫卡、福楼拜、福克纳、卡尔维诺等。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也滋养过我，比如鲁迅、沈从文、废名、彭家煌、阎连科、余华、格非、韩少功、张炜等。阅读中有时带来的是雷电交加，让人深受打击，没有信心再去写作；有时是金光万丈，仿佛自己可以驾驭世界毁灭前的唯一诺亚方舟，就是在这种自信心的摧毁与重建中，我向着文学的来处一步步靠近。

如果像剥笋叶一样地剥掉那件毛茸茸的外套，我的青春时光拥有过的美好，最后残留的核心，最激励我鼓足人生勇气的就是阅读。阅读像一条泾渭分明的河，划分了我的白天与黑夜；它又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体内的杂物剔除，让一个年轻的身体在阅读中成长。阅读是消弭我人生孤独的一种修为，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喜怒哀乐，只要回到书房里，我就立刻可以获得安宁。人过中年，已经非常真实地明白，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做自己热爱的事，享受这件事过程中的欢欣和苦闷，我已经非常知足。

文化艺术报：媒体从业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意义？

沈念：从事过记者工作的人，我有一个认知，他们的视野和胸襟会更开阔。我不后悔记者生涯中的忙碌和写作上的停滞，也没想过主动逃离，但是当可以回归文学的机会降临眼前时，我毫不犹豫放弃了记者这份有光环的工作。一个人有自己的宿命，无论我身处何种环境，我的理念是坚持做好自己，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很多故事不可能成为我的新闻作品，但成为了我的文学。

文化艺术报：中国作家大都有长篇小说情结，您是否已经在写长篇小说？

沈念：已经有长篇的计划，也在逐步实施中。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我并不着急。洞庭湖是我的文学原乡，我希望能以小说的形式，创作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为它立传。

文化艺术报：对自己的创作您有何期待？

沈念：当然是越写越好。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抱负，但有时也是无奈。有的人出道即高峰，但有的人是酿酒，越陈越有味道。我写了二十多年，现在有意放缓节奏，有时间就在阅读和走访，想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辽阔些，认知能力变得更深远些。希望自己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

文化艺术报：对青年作家，您有话要说吗？

沈念：我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是懵懂的，是执拗的，也是顺其自然的。当经历过创作中的平淡、寂寞和收获后，如果让我再经历一次，依然希望是懵懂、执拗的，不希望是功利、走捷径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作家是时间里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作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就是在创造新的时代与生活的文学记忆。我的下乡经历、记者工作，不仅为我的写作，也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我在这个窗口盼望，我们看着外面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看着走过的足迹和擦肩而过的众人面孔，愈加会从心底告诫自己，认真对待你笔下的文字和眼前的世界，写出岁月不居中的真善美，写出值得钦佩的道德勇气，写出可以信任的希望和灵魂。

另外，年轻人有创新精神，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不发表，因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不是守旧。文学创作必然要汲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让其在心中生根发芽，长出独属自己的风格，更要不断地创新发展，站在传统的基础上，生成新的传统。树立对写作的正确认知，走对了路才能走得更远。

文化艺术报：湖南是文学大省，名家辈出，会不会有些压抑？

沈念：我从没有过压抑感。每一个在湖南生活的作家，都应该说得益于这片厚土滋养，得益于文化的一种熏染。我是很幸运的，比我年长的作家们对我很关注，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给过鼓励、协助，我也是以他们为榜样和骄傲的。他们中优秀的品质、优秀的作品，都刻在我心里，时刻提醒我要做好自己。我一直觉得，一个写作者身处任何环境，或者是一个人，该不该去比较呢，当然是需要的，最关键的是与自己的过去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进步，而不是与他人作肤浅的比较。所以与名家前辈在一起，我会虚心听取他们的交谈，从他们身上发掘值得我学习的东西，从不会比名气、比财富，更多的是汲取精神内涵中的养分。

文化艺术报：您的创作历程是怎样的，还记得您的处女作吗？

沈念：我是十五六岁就开始模仿着写作，写诗，写小散文，第一次在当地晚报副刊发表了一篇五百字的短文《过去是否会再》，时间是2016年11月23日。对文学的兴趣起先不是特别明确，身边有一些比我写得好的同学，比我的发表也早，我也是被一种虚荣心鼓舞着，悄悄在写作上发力。我报名参加学校的青果文学社，我第一次参加活动是夜里，老师来得迟，我坐在一群年长的同学中，大家都在认真看书，或者是埋头疾书，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也没人与我说话。我就挑了一本杂志在看，居然打了个盹，后来是被身边的响声惊醒的，我们的指导老师来了。这些年过去，我就记得文学社叫吴穷的女社长和一个后来不知所终的诗人。诗人姓蓝，他当时就颇有诗人气质，一头蓬乱的头发，文学社的活动中，他喜欢朗诵自己的诗作。大概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一点一点地埋下文学的种子。从学校毕业走入社会，我进了一家厂矿学校当老师，这个工厂里有一座文化楼，二楼是阅览室，我那时经常去阅览室看书借书，玻璃柜里摆了很多新的文学刊物，我给许多杂志的投稿地址，就是从那里抄录下来的。当了十年老师后，我调去当地的党报做时政记者，一下变得忙碌起来，写作的时间和数量骤降。2014年是个写作的分水岭，调入湖南省作协创研室，算是又回归到了写作的大道上。201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读书学习，与阎连科、梁鸿、张楚、孙频等师友在一起交流，对我写作上的启示和鼓励都很大。

文化艺术报：您有多年当记者的经历。毕飞宇说他在《南京日报》当记者的时候，跑的是法制线，他坦承自己不是个好记者，他老想着写小说，您是不是也这样？

沈念：我没有，我现在一直对报社的八年经历很纠结，不知如何去评判。我当时调入报社时是想去副刊部，但社长安排我去新闻部，说多接触社会，锻炼一下。结果一干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时政记者，中途除了自己跑新闻，还要编评论版，写社评。因为你在从事一份与文学没关联度的工作，所以必须先把这份工作干好。前不久有家刊物约我做了一个创作年表，在报社这几年的创作发表量是很小的，每年就一两个，而且作品质量也没什么可以言说的。我唯有每天深夜下班回去，在临睡前翻读一下书。有许多作家有过类似的记者从业经历，我记得作家须一瓜说过一句话：末条新闻，头条小说。我曾经自我调侃：我是写头条新闻，没有小说。

我是个敬业尽职的记者，但不能算好记者。记者身上应该拥有的对社会问题“扎针式”“打破砂锅式”的品质我没有，但这段经历是我个人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它让我去经历纷纭的社会各个层面，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应该说，记者生涯是帮我完成生命的成长，继续这种成长才在后来的岁月里慢慢转成文学的生长。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