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大局观（连载61）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冬十二月……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后汉书·孝桓帝纪》），“书名王府”的意思是，把个人资料信息输入王府公簿，以示永不录用。

168年正月，汉桓帝继位，刚十二岁，还是个孩子。九月，再开杀戮，“中常侍（东汉官职，宦官首领）曹节矫诏（假托皇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后汉书·孝灵帝纪》）。陈蕃、窦武、尹勋、刘瑜、冯述，还有前边提到的李膺，均为当时的文坛领袖，“皆夷其族”，即满门抄斩。第二年十月，又一批名士“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妻儿老小发配边陲），诸附从者，锢及五属（殃及五族）”。

汉代儒学是核心，是显学，一枝独秀。读书人讲求“经明行修”，以忧国忧民舍生取义为己任。党锢之祸是一个分水岭，自此后，中国的文学开始与社会政治疏离，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魏晋的道学，以及再之后的佛学，兼容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成了儒释道一锅煮的局面，做实了孟子的那句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在汉代，读书人无论达与不达，都是以兼济天下为先的。后来宋代振兴的儒学，已是理学，升腾到哲学层面。而汉代的儒学，在社会学范畴。

《古诗十九首》是伴着这场文化浩劫相生的一组文学作品，与汉代文风最显著的分别是，文人们不再言志，文化对政治不再抱幻想，文学人生隐入日常也守常。《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东城高且长》《生年不满百》《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十九首诗名字放在一起，实在是一座高耸的锦灰堆。在汉代，太坏的政治，彻底革了一把中国文化的命。　

老政治的痛点

　　酷吏是速效政治的畸形儿。

酷吏只讲目的，只讲成败，甚至为了政绩和政声，而不择手段。比如土地，能高产的就是好地，只是一味地求连续增产，却不养护土地；再比如果树，长出大果子的就是好树，不问果子的成长过程，也不问果子的品质。

班固的《汉书》记写了十四位酷吏，严延年是其中之一。

严延年是东海郡下邳人，今江苏邳州一带。年轻时崇尚法家，研究刑名学。法家治世之道的核心是三个字，利、威、名。以得民为“利”，得民不是安定民心，而是得影响，一块石头扔进湖里，要能听到扑通声音，水的波纹也要广泛散开。说白了，就是要政声。“威”指执政的霹雳手段，要有耸听的威言，要有震慑力的威行。“名”是法家的终极理想，不是简单的名望、名誉，而是名分与社会实际相呼应融合，把社会治化成一个不发异声的铁桶。

严延年初入政道便栽了两个大跟头。他的第一个职务是监察官助理，旧称“侍御史”。汉代的纪检干部权力很大，上可质询天子，下可劾责百官。严延年给汉宣帝上奏章，连续弹劾两个重臣，一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重臣，一手带大汉昭帝，到汉宣帝时已是三朝元老，大司马兼大将军，相当于一国总理；一是财政部长兼农业部领导田延年，旧称“大司农”。

后果可想而知，严延年以死罪入狱。但不知用什么方式，后来从牢中逃出了，《汉书》里没交代，只写“延年亡命”，并且“会赦出”，遇到皇帝大赦，重新出山做官，“诣御史府，复为掾”，到御史府报到，再次成为监察官属员。

严延年栽的第二个跟头是因杀无辜被免职。重新为官不久，被汉宣帝任命为平陵邑令，平陵是汉昭帝刘弗陵的陵园，汉代有陵邑制度，在帝陵一侧，建邑城，从全国各地选迁人口居住，能够移民陵邑的不是普通人家，均是各地的大户，以及社会各界代表人物。陵邑制度的目的是“强干弱枝”，壮大首都地区，削弱地方势力。担任平陵邑令是汉宣帝对严延年的赏识和重用，但“杀不辜，去官”，严延年因暴力执政，再次被免。

严延年仕途的转折点是从军，参加西羌平叛，后因军功卓著被提拔为涿郡太守。涿郡在今天的北京一带，郡治在涿州，与匈奴交邻，民风蛮悍，社会治安极差。郡内有两个大家族，均是黑社会性质的，当地流传有一句民谚，“宁负二千石（郡守级），无负豪大家”，可见这两个家族的嚣张。严延年到任后，首先斩了一名看风向办事的官员，接下来，从重从快诛杀两大家族各数十名负罪者，快刀斩乱麻，社会秩序转乱为安，“郡中震恐，路不拾遗”。

三年后，严延年转任河南太守，河南郡郡治在洛阳，也属于首都长安延伸的京畿重地。严延年的执政思路是除霸、除恶、安民，“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但他执法没有标准，“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在大家看来，应该处死的，突然有一天无罪释放；可以从轻处理的，却莫名其妙被杀掉。严延年精通法律条文，又写得一手上乘的断案文书，法律在严延年手里，不是天秤，是猴皮筋。他想处死的，没有人可以活下来。每年的冬决时候，各县的死囚统一押至行刑地，经常是“流血数里”，河南郡百姓送他一个恶称，叫“屠伯”。

严延年对下属官员极其苛刻，俯首听命的，“厚遇之如骨肉”，反之则人生多叵测。他的副职中有一位老臣，常年生活在惊恐之中，有一天自己卜得一个死卦，以为灾难将至，便私自跑到长安，给皇帝上书列举了严延年的十大罪状，为证明不是诬告，之后服药自尽。皇帝下诏严查，严延年被处“弃市”，斩首示众。

严延年的痛点不是手段的严酷，而是内心深处的暴戾与不仁，究其根子，问题该是出在法家身上。

（未完待续）

编辑：白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