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未平
我常常想起上学时给我讲《世界现代史》的S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有四十七八岁的样子，一直不变的短发，印象中他常年穿着灰色的中山装，非常平整，棱角坚硬挺直，总是扣着风纪扣。讲课的时候轻声细语，好像担心惊扰到别人，他也很少抬起头，跟我们没有目光交流。但是课讲得清晰透彻，我对世界史的兴趣和热爱就是S老师唤起的。课间，他总靠在走廊的窗户边点燃一支烟，沉静的表情和夹香烟的姿势，让我至今认为知识分子的儒雅和深沉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每逢期末考试前夕，大家都会上自习，教室座位很紧张，所以宿舍里的舍友轮流值班，起个大清早，六点左右背上八个书包去教室占座位。有一个清晨，轮到我占座位。顶着凛冽的寒风，踏进教学楼的大门，灯光已经全部打开，教学楼里亮如白昼，让睡意未消的大脑一下清醒很多。教室里还没有学生，只有几位保洁师傅提着水桶拎着拖把在打扫卫生。我暗自得意，今天抢了个头筹，可以占一个靠近暖气片的座位，一楼二楼太嘈杂，三楼刚好。我爬上楼梯，刚转到二楼，突然看到S老师正低头拖地。我赶紧加快脚步逃上三楼，坐在教室里，心跳如雷，惊诧、尴尬、别扭，甚至惶惧。S老师拖地的样子一如他讲课，平静而认真。但我半天都接受不了刚刚讲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授却在凌晨打扫教学楼，我不知道自己逃避的是和老师四目相对的尴尬，还是接受不了一份美好被现实破坏的残忍，包括老师在自己心中的印象，包括自己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向往。
后来我听说S老师的爱人没有工作，家里有两个孩子，他微薄的薪资不足以支撑全家，所以师母就做保洁工作补贴家用，师母负责的正是教学楼二层的卫生。那天师母生病，老师来替师母工作。
老师扣紧风纪扣是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尊严。即就是生活困厄，他依然很认真地生活，虽然没有笑容，也没有值得笑容面对的事情，但他依然严格自律，用那份儒雅和沉静维护着读书人应有的样子。感谢老师，在学生面前，从来没有牢骚和抱怨。内心的辛酸与伤痛，表现出来的却是岁月静好，正如他每次悄悄走过校园。
这个时期是西部大学之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西部地区大学由于经济条件较差，大量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导致的人才断层是西部大学跌落的断崖。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至今仍是深切之痛。
我跟大部分年轻教师一样，把襁褓中的孩子寄养在老家，让父母照顾，因为没有时间看管孩子，也没有条件请父母同住。于是冗忙间隙，孩子的笑脸，挥手踢脚的样子，以及身上的味道和嘟起嘴吹泡泡、嘬手指的神态，就会浮现在眼前。
走神总被催促打断，牵挂却成为生活的丝丝缕缕。
基本上每两周要回去看一次孩子。
一个初夏，周五下午刚下班，我和妻子匆匆冲到长途车站，乘上最后一班车，赶往老家。车行半路，滂沱大雨瓢泼而下，汽车在雨刮器急促的划动中摸索前行，雨雾的迷蒙渐渐暗淡为夜的漆黑。在县城转车，然后到离家最近的镇上，已经夜里十点多了，还有五六里乡间小道要走。
雨已经小多了，细细落下。丛草中的虫鸣如同远处的星点灯火，闪闪烁烁，忽明忽灭。那条当年上学走过无数次的小路，既熟悉又陌生，我以为它会记得我的脚板还有我的脚步，但它现在却变得对抗甚至刁难，泥泞而光滑，不愿接受我们的每次踏落。一个趔趄，泥水溅落，我和妻子挽起裤腿，弯腰之间算是一次俯首，但它依然与我们较劲，无法站稳，无法迈步，表达着它的冷漠和拒绝。
我对妻子说“脱了鞋，光脚走吧”。这下不再滑溜，脚掌穿过烂泥抓住了小路的筋骨。这条路啊，它只接受你的沮丧和狼狈，赤裸的双脚踩入稀泥的声音，是它的嘲弄和讥讽。
妻子双手提着鞋子，默默地跟在我身后，无声无息。小石子磕碜的粒粒刺疼和泥水的冰凉，从脚底传来我的歉疚和伤感。我真心希望妻子抱怨或者咒骂几句，哪怕只是一声叹息，但她始终都没有。
那条小路在那天晚上记下了我半生所欠。
孩子两岁那年冬天，养在外婆家里。周末去看他，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晚上睡觉的时候，稍稍有点动静，他就醒来，睁大双眼警觉地看着我们。他担心我们又会在他睡觉的时候悄悄走掉。
第二天要走的时候，他抓住床单哧溜从床上溜下来，忙乱地穿上外套，胡乱缠上围巾，蹒跚跑来，抱住我的双腿，仰脸看着我，眼巴巴地祈求，“把娃带上，把娃带上。”悲怆、心痛、内疚化作一行热泪滚过脸颊。我一把抱起孩子，再苦再难，这次全家人不分开。
接来孩子，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份。其实孩子喝的是六元一袋的和氏奶粉，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但其他的孩子喝的却是三百元一桶的进口奶粉，这对我不仅仅是压力，更是深深的歉疚和负罪感。
我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在南郊讲课。重复着从环城南路到朱雀大街再到瓦胡同的路线。有时候会觉得这种重复是无望和憋屈的轮回。
多少年后，我凝视自己，却并没有觉得羞惭和耻辱，泪水没有洗去艰难，但却刷走了可怜的自傲和清高，刷走了对生活的幻想。从此之后，生活里没有轻狂与虚妄，只有冷峻和现实以及脚踏实地的奋斗。没过几年，我的经济状况彻底改观了。我不知道那些年的那些经历，应该是一笔财富，还是一次苦难？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