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导致了诸如匪患、烟毒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对于社会问题的治理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重点解决的中心任务，在西北地区这些问题更为突出。
袁文伟博士专著《近代西北匪患与社会》，密切关注近代西北社会的匪患问题的发生、发展和治理，给我们阐述了近代以来西北政治生态的发展情况、严重的乡村社会危机、乡村社会基层权力的嬗变、西北匪患猖獗的特点和影响、西北会党及其匪化情况、西北地区军阀政权加强社会控制的举措等。本书的一大亮点就是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和量化史学的方法，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匪患治理做了详细的介绍，认为模范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就是基于对社会问题的成功治理。而《近代西北匪患与社会》一书中更具时代价值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下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代西北社会问题的产生并非单一的因素，而其中社会生态的恶化是关键。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为动荡的政局，社会秩序严重失控。在不断的军阀混战之中，西北各省逐步形成了固定的势力范围，而这些军阀则与匪患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连续不断的混战，致使多数枪支流落民间，这为匪患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书中详细考证了各地流落于民间的枪支数量，例如，1921年陈树藩兵败后，其所率的“洋枪队”解散后，武器悉数流落于民间。其二，吏治腐败也是匪患产生的重要社会动因。西北地区的自治成分较大，而各级官员的权力限制也相对较少，伴随吏治腐败而来的是繁多的苛捐杂税。书中对陕西各地的税种做了详细统计，并考证了各地行政长官贪污腐败的劣迹。如，1930年渭南县长贪污烟款5万元；1932年户县县长张治寿上任不足三个月，就已经贪污了20万元。地方政府的大敛钱财导致了农民沉重的生活负担，无力支付沉重的苛捐杂税而“逃亡无所归，旋转于沟壑”，最终各地的人民铤而走险，呼啸山林之间，聚集成了土匪。其三，环境恶劣与天灾频繁导致了大批的流民出现。西北地区地貌复杂，地理环境与生存环境恶劣，这导致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一旦天灾降临，大批的难民与流民就会出现。书中考证了近代陕西各地耕地面积的变化，以此论证了农民生存压力的不断增大。其次，也正是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从侧面影响了西北民众豪放不羁的性格与心理，相比于南方各地，北方的匪患更为严重。以上三点，概括出了西北匪患产生的社会动因，对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西北匪患何以产生做了详尽的介绍。同时，依据西北各地的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地理地貌又有更为具体的考证。
《近代西北匪患与社会》一书对各地的匪患分布情况也做了详细考证。就时段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匪患最为猖獗；就地区而言，陕南、陕北、关中、绥远的匪患最为猖獗。
总的来说，西北地区匪患滋生根源复杂，对社会负面的影响也较大。书中作者精辟论述了几条：其一，加速了西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逆向变动，导致了民国基层权力更迭的短暂性和残暴性。乡绅与土匪相互勾结，稳定乡村基层的统治。其二，阻碍乡村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乡村贫困化程度。其三，冲击了传统道德伦理规范，恶化了社会风气。这些研究成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认真推敲，是经过大量的史料整理研究之后的科学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清匪患成为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各野战军也专门成立了相应的剿匪编制。在1951年前基本肃清了各地匪患，历史上遗留的土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匪患问题被彻底解决，土匪等词语也只能从历史史料、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找到。
本书论述了近代西北的匪患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多元化面相，既给人一种矛盾复杂尖锐、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感觉，也存在国家认同民族建构的宏大场景。同时，各地土匪与会党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作者也做了论述与研究，对个别对历史发展起到正面积极作用的会党与土匪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作者在书中实际上从正反两个方面回答了民国时期西北地方政府匪患治理失败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能够彻底铲除匪患的原因。
本书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文化生态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近代西北匪患的滋生机制、行为模式以及社会影响做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诠释，对近代西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关于土匪问题的社会治理政策和社会控制手段予以详细研究，并且得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而本书的当代价值就在于紧扣时代，对当下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借鉴意义。
我们坚信，历史给予当下的借鉴意义是不可替代的，而《近代西北匪患与社会》一书正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当下社会前景的展望，本书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治理经验和措施，必将对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积极的影响。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