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亮光

1993年8月1日那天，驻宝鸡的一个部队大门外，锣鼓喧天，彩旗飘飘，军人们正在庆祝属于他们的节日。正是因为有了这点记忆，27年后的今天，我把自己当初正式离开家门，走上社会的日子记得一清二楚。那时，人们之间只有书信来往，没有任何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到了宝鸡市，我看花了眼，许许多多新鲜的事物，让我有点小兴奋。由于中考前来宝鸡工地打工没有一个好的心情，再加上老板又至今没给我工资，我心想这回顺便再去当初那个工地把工钱要回来。满心欢喜地赶到当初干活的工地时，门卫不让我进去，告知我当初那个包工头卷款跑路了。后来多方打听，得知包工头老家是宝鸡周原一带的人，路途遥远，我也只能放弃。 
　　工钱没了着落，我整个人也蔫了。天已经彻底黑了，只能不停赶路，往灯火明亮的地方赶，往人多的地方赶，往有希望的地方赶。远远望见“宝鸡站”那三个红色的大字，我就到了宝鸡火车站正对面的经二路上。当时火车站对面附近是宝鸡工人文化宫，西边经一路往南是宝鸡渭滨区政府所在地。我从经二路绕到文化路过了铁路桥，到了曙光路附近，那里距火车站较近，所以有好几家旅社，一问住宿的价钱，从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再摸摸自己口袋里仅有的三十元，我实在是不知道这钱应该怎么花才能撑到我找到工作。左思右想，还是原路返回，到了火车站一瞧，有家录像厅，包夜5元一个晚上，走近一看，好些买了晚上火车票的人都到这里来，既消磨时间还可以在里边休息一下。我正在想今夜有了落脚的地方时，突然录像厅里边蹿出来一个男人，很凶的样子，冲录像厅老板喊，说是他在里边看录像睡着了，买的是夜里十一点的火车票，这可好，一打盹，钱包和火车票全让人给偷走了。听到这里，我吓蒙了，赶快离开录像厅门口，朝候车室方向走去，下意识摸了自己的口袋，自己仅有的三十元完好无损。 
　　那个年代，火车站候车室管理不严，我见没人盘问，也就进了候车室。虽然没有票，不坐火车，起码晚上在这里的凳子上可以眯一会儿，熬过这个夜晚再说。火车站的候车室，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环境复杂，人心复杂，坏人脸上又没字，我也时刻提防着旁边的人。身边不停有人来推销报刊让你消磨时间，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推销小食品，也有人前来乞讨。候车室内空气不太好闻，但我觉着总比录像厅安全多了。后半夜的时候，我实在是困得不行，见旁边的座位都没人，我真想伸开腿躺一会儿。刚躺下去，准备把自己的那一包行李塞到座位下时，发现座位底下竟有一个钱包，我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周围的人，打盹的，打呼噜的，看报纸的，都没人注意我，这时我心跳起来，有点小紧张，一把捡起钱包塞进兜里，拿起行李，我也不知道钱包是谁丢的，当时已是后半夜，候车室连一个值班的民警也找不见，我只好先去趟候车室的卫生间，在那种有隔档的卫生间的小空间里，我想打开钱包找一下有没有主人的联系电话号码之类，或其他证件。打开钱包一看，里边最醒目的地方有一张黑白色的照片，一家三口，男主人英俊潇洒，女主人比她丈夫胖，他们的儿子在中间笑得乐开了花。钱包里还有二十几元现金和一张名片。名片上有一家贸易公司仓储科的座机电话，这回我放心了，总算有线索了，但一瞅候车室的大钟表，时间到了凌晨，这会儿打电话过去也不合适，还是明天早上打过去吧。 
　　我怀揣一个别人丢掉的钱包，再加上自己兜里的三十元盘缠钱，再也不犯困了。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的座位上瞪着双眼，望着玻璃外边的夜空，一点点亮起来。

编辑：庞阿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