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西先生和石鲁先生都是画坛上的重量级人物。
我与刘文西先生相识并获得他送的一幅《鲜桃图》，得益于鼓楼茶艺馆的总经理刘志明兄，时间在一九九七年的十月上旬。当年，省内的文化名人和社会贤达大都愿意与志明兄交朋友，把鼓楼茶艺馆当作自己的文化沙龙，经常来到这里，一边品茗谈艺，一边吟诗作画，悠悠然乐在其中。那时，我供职《陕西日报》周末版，负责文化专栏，也是常常光顾这里，捕捉新闻线索。
著名画家刘文西先生是这里的常客，他不但在此休闲，而且经常带着各种应酬任务来这里完成。当时，他刚刚提出“黄土画派”这个口号，在志明兄的推荐下我与他相识并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记得关于“黄土画派”，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黄土画派，就是要将陕西大多数的知名画家组织起来，创作有时代感、有中国特色的人物画兼山水画。尽可能地创作出时代的精品。黄土画派的艺术创作追求是传统观念加西洋技巧，把视角伸向世界艺术，汲取油画、水彩画等等艺术追求的创作理念。”采访完成后，刘文西先生来了情绪，现场为我作画，是一幅四尺斗方墨竹图，画了几株墨竹和几块石山，题曰“得凌云处乃虚心”，上款写上了我的名字。画作完成，刘先生让志明兄带去他家盖好印章之后送我。可惜这幅作品并没有到我的手里。据志明兄讲，印是钤了，可偏偏不知被谁顺手牵羊拿走了，画里夹着的我请他转交刘文西先生审阅的采访稿也一并丢了。为了弥补我的缺憾，他把此前刘先生赠送他的一幅四尺六开的《鲜桃图》转送给我，使我的藏品得到丰富。
讲实话，我当时没有完全理解黄土画派的含义，到今日，依然感到困惑。因为后来，刘先生每每作画，在落款上总要写下“黄土画派”这四个字。依我的笨想，一个画派的确立并不是简单的几个人凑在一起有几句宣言、一个章程什么的（我不知黄土画派是否有这个章程）就能立起来，就能得到公认。重要的是他们的理想追求、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使人们从其中的个体获得群体的艺术追求信息，从群体中得到个体的创作风格、特色等等。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石鲁先生，想起了这个为艺术追求奉献终生的画家，我也想起了与石鲁共同撑起“长安画派”的那些先生们。
大概是在一九五八年，美协西安分会成立了国画创作研究室，当时的六位创始成员有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和李梓盛。这个创作研究室在创作上，要求反映时代精神，作品要有自己的亲身感受；在学习研究上，要求学习传统艺术，汲取民间美术及其他姊妹艺术。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一九六一年十月，在北京中央美院展览馆举办了他们的习作展，展出作品两百多件。随后又到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巡回展出。这次展览轰动京城，在随后召开的习作展座谈会上，受到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画家评论家的高度赞扬，有了关于“野、怪、乱、黑”的争论，有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长安画派”的前身“关中学派”的称呼。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为新闻媒体、为美术界、为大众所接受的“长安画派”才得以正式确立，而此时，它的组织者、核心人物——石鲁先生的生命已经终结，他将自己的毕生献身于艺术创新，献身于“长安画派”。
如今，刘文西先生驾鹤西行，我再一次为刘文西先生倡导的“黄土画派”担忧，我不知后来者会有多少人，这其中又有多少人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能与他融为一体，从而使“黄土画派”成为中国画坛一个亮丽的群体。
由刘文西先生这幅《鲜桃图》，写到黄土画派，写到石鲁先生和“长安画派”，虽非我作文的本意，但表达了我的真实想法。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