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苍凉的末世里，只有一刹那的真实靠得住

自从李欧梵把张爱玲的小说视为“颓废艺术”以来，张爱玲小说中的颓废性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人们从张爱玲小说传达出的“荒凉感”和文明毁灭后仍会屹立于荒原中的断瓦颓垣意象上，看到了张爱玲反文明、反进步的世纪末幻想，对现代性历史进步时间观念的背离，对中国新文化现代性走向的警觉与深思，以及对中产阶级庸俗现代性的反讽。

自从李欧梵把张爱玲的小说视为“颓废艺术”以来，张爱玲小说中的颓废性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人们从张爱玲小说传达出的“荒凉感”和文明毁灭后仍会屹立于荒原中的断瓦颓垣意象上，看到了张爱玲反文明、反进步的世纪末幻想，对现代性历史进步时间观念的背离，对中国新文化现代性走向的警觉与深思，以及对中产阶级庸俗现代性的反讽。

李欧梵（1942年10月10日－），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

我认为张爱玲小说中的颓废性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对中国传统小说、诗歌的颓废主题和情趣的发扬，也不乏对现代颓废精神的接受和改造。首先，这鲜明地表现在她颓废的历史观上。

很显然，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家族没落的主题，但她又融合进了自己的生活经验。父亲的抽鸦片、打吗啡针的腐旧、颓唐生活，和母亲追逐时髦与洋派的生气，使张爱玲不仅把父亲与母亲分成了黑暗与光明、恶与善、魔与神两个对立的世界，也进一步寄托了她的男人观与女人观。

张爱玲在小说中，往往把父亲角色写成败家子形象，不务正业、狂嫖滥赌、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昏庸委琐，从身体和精神上全面地阉割父亲的威严，甚至贬斥父亲是小孩、婴尸。

张爱玲把《花凋》中的父亲郑先生说成是“泡在酒精缸中的孩尸”，虽然“外表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实际上只要“穿上短裤子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创世纪》里的匡霆谷被张爱玲形容为“一脸孩子气的反抗，始终是个顽童身份”。在《留情》中，张爱玲又通过如花似玉的少妻敦凤的视角，打量着身边已过花甲之年的米晶尧先生，觉得“米先生除了带(戴)眼镜这一项，整个地像个婴孩，小鼻子小眼睛的，仿佛不大能决定他是不是应当哭。身上穿的西装，倒是腰板笔直，就像打了包的婴孩，也是直挺挺的”。

张爱玲将男人形象幼稚化为小孩，显然是一种有意的亵渎行为，她描写的男人世界像她父亲的房间里一样，“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茉莉香片》里的传庆，《金锁记》中的姜三爷、姜二爷、长白，《创世纪》的匡老太爷、匡仰彝，《多长恨》中的虞老先生等等，都反映了张爱玲认为男人已被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斫伤元气”，男人人种已经没落的看法。

在张爱玲笔下，始终处于教化之外，带着野蛮与原始性的女人，却是在“培养元气，徐图大举”，如流苏、七巧、霓喜、娇蕊、薇龙、殷宝滟、阿小、敦风等等都是蹦蹦戏花旦样的女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到处是她的家”。所以，张爱玲尽管目睹了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大毁灭、大破坏，由此产生了“时代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的颓废感，但她还是要“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

这个最真实、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女人所代表的“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这些人生中安稳的、平实的一面，正是这一面张爱玲认为是被以往的文学所忽视的。如果说19世纪末的颓废精神是以现代都市中最新型的浪荡子和妖妇来体现的，那么张爱玲恰恰是以残留于都市中的已“过时了”的废物和在任何时代都能“随时下死劲去抓住”物质生活，夷然地活着的蹦蹦戏花旦式的女人，表现她对历史的臆想的。她把家族没落的主题，改换成了男人没落的主题。

有根据可以说张爱玲对19世纪末期的唯美——颓废派也是很熟悉的。但她并不赞成唯美派，认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所以她把30年代海派笔下的舞女、交际花换成了平实生活里的家庭中的女人、寄居的女人、姘居的女人，而当她描写那些能够从生活中“飞扬”起来的女性时，也有意识地使用了19世纪末唯美一颓废派所惯用的意象。

那个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的梁太太，在钢琴上面摆着一盆正含苞欲放的仙人掌，“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她扇着扇子，“扇子里筛入几丝黄金色的阳光，拂过她的嘴边，正像一只老虎猫的须，振振欲飞”。《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以她“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这“最具诱惑性的联合”的美完全征服了振保。当振保早上从娇蕊的床上醒来，猜想昨天晚上“应当是红色的月牙”。显然，张爱玲使用了唯美——颓废文学的特有意象来暗示具有同一性质的女人。

张爱玲也接受了唯美——颓废派的“瞬间”，或说“一刹那”的概念，但她赋予了更具有生活“底子”的内容。佩特的“刹那主义”可以说是唯美一颓废派人生观、艺术观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一刹那”的印象和感觉，热情或见解是人的生命、思想和感情的存在形式，人生就是要拼命激起“一刹那”尽可能多的脉搏跳动，尽可能强的热情活动，无论是感官的还是精神的，肉欲的还是情感的，实利的还是不为实利的，总之是加快生命感。

他认为，能使得这种强烈的宝石般的火焰一直燃烧，能保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就是人生的成功。而最能给予人生一刹那以“最高的质量”的莫过于对于艺术和美的追求。因而唯美——颓废派为了使人生与艺术的“一刹那”饱满而充实，永远好奇地实验新的生活，追求新的印象，品味新的感觉，以致流于怪诞、耽溺和偏至。“一刹那”这个概念在张爱玲小说中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汇，是她给予现实人生中转瞬即逝的美好感情和回忆的修辞。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但他引起了她不可理喻的热情，甚至当乔琪明确地告诉她，“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以后，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给了乔琪。当乔琪趁着月光来，也趁着月光走了以后，薇龙有“一刹那”是超脱的。她觉得“今天晚上乔琪是爱她的”，尽管“他爱她不过是方才那一刹那”，但“这一点愉快的回忆是她的，谁也不能够抢掉它”，就因为有了这“一刹那”，薇龙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安全，新的力量，新的自由”，并且也为了这“一刹那”，薇龙自愿地把自己的青春卖给好色的司徒协，以换来与乔琪结婚生活所不可缺的金钱。

《连环套》中的霓喜，当与之姘居了十几年、已有了两个孩子的绸缎店老板雅赫雅闹翻以后，只有在“一刹那”“她是真心爱着孩子的。再苦些也得带着孩子走”。但很快她就在心里“换了一番较合实际的打算了”。因为她觉得雅赫雅似乎对子女还有相当的感情，“如果她坚持着要孩子，表示她是一个好母亲，他受了感动，竟许回心转意，也说不定”。

《倾城之恋》中的流苏和柳原几经相互试探与周旋，当流苏不得不接受自己做情妇的命运的时候，香港战争的枪林弹雨让她体会到“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只有在这一刹那他们才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虽然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了”。

在《留情》中，张爱玲以对景色的描写隐喻性地概括了米晶尧与敦凤这对老夫少妻的婚姻实质:“太阳照着阳台;水泥栏杆上的日色，迟重的金色，又是一刹那，又是迟迟的。”张爱玲把《多少恨》中讲述的宗豫和家茵的婚外恋故事，也说成“其实不过一刹那，却以为天长地久”。

《金锁记》的七巧识破季泽来家里，为的是让她买其房子的阴谋，而不是为了爱，将其打骂出去后，又掉转身跑到楼上，要在窗户里再看他一眼。张爱玲描写道:“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封锁》中发生在宗桢和翠远身上那段猝不及防、不近情理的恋情，也“只活那么一刹那”。

不必多举，以上的例子足以说明，“一刹那”的感情、思绪和回忆已成为张爱玲小说中的“诗眼”，这是张爱玲在灰色、污秽、卑琐的现实生活中，所抓住的唯一一点美好的时刻。但张爱玲并没有赋予它们以积极的意义，她或者以大量篇幅写的“不加润色的现实”来衬托这“一刹那”在漫长人生中的无谓，或者以“不加润色的现实”来点破人生中那些美好的飞扬起来的“一刹那”的虚假，这就是张爱玲所要告诉人们的真实的人生。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