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儒学的凤凰涅槃

[摘要]儒学热的兴起，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现实社会对一些人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

5月9日，陕西省汉中市张骞纪念馆，在一场小学生汉服和汉代礼仪的表演间隙，孩子们在大殿前玩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赵青/摄

5月8日，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祠，大殿内木刻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在夕阳的斜射下格外肃穆庄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赵青/摄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在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现实社会对一些人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众儒学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朝廷儒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学；士大夫儒学阐释儒家道统，以传道授业为己任；民间儒学则侧重于儒家化民成俗的功能，是教化儒学。大众儒学的政治色彩较淡，也不太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它关心的是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的诞生是儒教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儒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完成则是儒教中国形成的现实标志。在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大众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构成复杂的张力关系。

在传统中国，儒学的大众化与民间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颖达认为，“《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已经有学者指出，将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说法，多半是为了突出儒家教学制度的悠久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三代之时，学在官府，六经皆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学是在学在君后与学在世卿，教育与大众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西周礼乐虽然文质彬彬，极一时之盛，同样是“礼不下庶人”。

儒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转折点是孔子在民间开创私学，在王官之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开始民间讲学，首次将原先禁锢于庙堂之上、作为王官贵族文化特权的六艺之学传播到民间。孔子的民间讲学无疑是大众儒学的历史起点，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孔子的私学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教育壁垒，开创了大众儒学的先声。孔门教育以有教无类著称，其门人有世卿官贵、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业游民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属于贵族之学，诗书礼乐尽管高雅非凡，却被封锁在贵族的深宅大院之中，无由进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也因此而划分为有教养的贵族和没有教养的群氓两部分，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然而，现在，随着一位圣贤的到来，这一文化的壁垒被打破了。从此，“君子”与“小人”从过去是否以拥有官爵来区分，变成了以是否具有德行来区分，在朝衮衮诸公可以是“小人”，贫寒如颜回者也可以称“君子”，儒学深入民间使得过去的“野人”（周代与“国人”相对）也开始具备高雅的贵族气质。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位最重要的拆墙者，他推倒了那道古老的墙，将礼乐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间的沃土。

其次，孔子讲学在官学之外培育了一个致力于传道授业的师儒阶层，成为儒学走向大众的主导力量。孔子去世后，子夏设教于西河，曾子设教于武城，其他门徒也在各地继续推广儒学。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儒家教化体系，使儒学成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与信仰，此举在中华文明中的意义，堪与基督教之形成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相媲美。

再次，孔子不仅仅将文化的火种传播到民间，而且通过创立儒家学派，革新了王官之学的精神，为它注入了新的灵魂。礼乐文明内涵丰富，孔子特别注重者有二，一是仁，二是礼。仁学的开创无疑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孔子强调仁，意在启发人人本具的仁爱之心，从而将西周礼乐文明落实到精神层面，仁爱的实践又是始于孝悌谨信，乃人人可知、可悟、可学、可行的人伦之道，由此忠恕矩，推己及人，达于天下。

我们看孔子在《论语》中教人，少讲高深道理，所谈都是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之道，随机点化，循循善诱，启发觉悟，再辅之以礼乐熏陶，使人在日生日成的修习中变化气质，涵养品德，成为君子。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合乎人心，贴近生活，便成功地将贵族的王官之学平民化，此为中国文化自周代以来的一大转折，开创了中国文化的儒家化时代，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荀子说“途之人可以为禹”，便是从心性角度对于儒学普遍性与大众性的最好说明。

儒家学派的创立，完成了由道在王官向道在师儒的转化，将君师合一的文化格局演进为君师为二，但这仅仅是一个伟大文化进程的开端，这一进程的最终目标是道在大众。如果说汉唐是儒学主体地位的形成时期，宋代则是儒学继续向民间扩展，并形成大众儒学教化体系的关键时期。大众儒学体系到宋代臻于完备，科举制度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民间私塾，使得“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说法接近于现实。据统计，到1935年年底，晚清政府下达取缔私塾的诏书三十多年后，全国依然有私塾101027所，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私塾盛极一时的情形。朱熹在司马光《家仪》的基础上完成《朱子家礼》，为家礼的推广普及奠定了基础；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创立，开创了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组织乡村自治的治理模式，使得儒家组织基层社会的功能更加制度化。此后，明清两代都在推广和发展乡约制度，以至于近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的主旨，依然是“本古人乡约之意以组织乡村”。

大众儒学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儒学与民间信仰的结合，逐渐形成了民间社会具有儒家色彩的信仰体系，无论是祖神崇拜还是土地神、关帝、山神、河神等英雄和自然神崇拜，都是制度化的民间信仰，用以解决乡民对于超验世界的追求，可以视为大传统向民间小传统渗透的案例。以乡学、乡约、家礼、家谱、家教和乡土信仰为主干的大众儒学，遍布于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那些在大传统看来不起眼的私塾先生、乡绅和民间宗教的组织者们，甚至那些不识字的乡村老大爷和老太太，由于在数千年间深受儒家礼乐文明的熏陶，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生活中的“儒教徒”，躬行并传播着儒家的人生观。

大众儒学的近代挫折

近代以降，知识界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对于儒学的批判日渐严厉，经过一次次激烈反传统运动的打压摧残，到“文革”期间，不仅儒家思想被彻底否定，儒家在社会上的传播体系也被连根拔起。近代思想界全面否定儒学，基于如下一个基本认知：儒家思想与民主科学不能两立，进而把儒家的人伦道德与自由、平等和人权完全对立起来，必欲打倒前者来建立后者，这其中包含着不小的误解。自由、平等是政治权利，它与儒法互补后产生的三纲之说的确矛盾，但与儒家的基本人伦如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并不必然矛盾。比如，我和我爷爷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从政治权利上讲是平等的，但家族辈份上又是不平等的，如果说我给我爷爷鞠个躬就侵犯我的人权了，这实在是笑话，是不同社会界域的错乱和混淆，这种错乱和混乱对于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本是孔子仁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民本固然不是民主，但是，绝不能说它背离民主，与民主不能相容，民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民本目标的实现。古人说仁通四海、义通天下，仁正是中华文明守常达变、融通中外的思想原点。

可是，近代思想界对于儒学的批评，否定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普适性道德规范，却忽视了本来应该重点反思清理的对象，即儒法互补社会结构下所产生的朝廷儒学，其结果对于儒学本身和中华民族都是灾难性的。就儒学的三种不同社会存在形态而言，汉以后的朝廷儒学与君主专制的联系最为密切，的确与民主法治无法兼容，应该彻底否定，至于士大夫儒学就要复杂得多。汉以后的士大夫儒学，既有与君主专制相妥协的一面，又有试图用儒家道统制约和范导君权的一面。尽管部分儒家士大夫已经被体制化而丧失了君子理想，但是，仍有相当部分坚持着儒家的道统与人格操守，构成了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至于民间儒学，则主要是道德礼俗和民间信仰。传统民间社会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民间儒学也是三个构成部分中最少沾染了法家式的专制气息的部分，它是民间社会自组织的精神动力，也是维护民间正常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关键要素。它们就像是广袤大地上的草丛与灌木，尽管生来就缺乏高大上的外观，却是礼、义、廉、耻这些基本人伦底线的屏障。如果将它们也作为“反动”的东西彻底铲除，随之而来的只能是基层社会难以避免的荒漠化和流氓化。

不幸的是，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遇的现实情境。本来应该进行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被“打倒孔家店”这样一句情绪化的口号所替代。

大众儒学的凤凰涅槃

对于近代以来儒学悲剧性命运的成因的分析，同时也就为儒学的当代的复兴启示了可能的方向。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使得朝廷儒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士大夫阶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集体消亡，也使得士大夫儒学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三者之中，唯一继续存在的主体是社会大众。因此，大众儒学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新时期儒学复兴的重心，士大夫儒学与大众儒学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重新组合，成为当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必然要求。

近期的儒学复兴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和突出的民间性，其主要推动力量首先来自民间。以私塾书院为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上兴起了私塾书院热，到2014年，全国各地的书院私塾已有数千家，绝大多数属于民办，基本都是2000年以后成立的。

儒学在民间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争议，孟母堂多次遭到当地教育局封杀，汤池小镇模式最终被叫停，《弟子规》推广所遭受的质疑和批评，围绕长安街孔子像的激烈争论，表明了社会对于儒学的价值判断上的巨大分歧。大众儒学在激烈的争议声中毅然前行，表明儒家基本义理其实是人伦日用的内在要求，在民间具有巨大生命力。但是，儒家教育在大陆毕竟中断了百年之久，它在深化与发展的路上依然有待于克服一系列困难，以下三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1、培育以传道授业为使命的新型儒家士大夫阶层。历史上的士大夫儒学有两个职能，儒学义理的探讨和儒家教化的推广。近代以来，由于教育制度的改革，儒学变成了大学里的一门哲学课程，这也是近代中国重建学术体系的结果。目前，职业化的高校学者队伍承担起了前一种职能，后一种职能的担负者则至今阙如，而这一职能对于儒学的灵根再植却是至关重要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儒学的当代复兴呼唤着新型儒家士大夫阶层的重现，他们虽然不再具备传统社会中四民之首的地位，却是熟悉儒家义理并以民间传道授业为职志的职业传道者。他们的使命是重建儒学的社会教化之“体”，恢复儒学与生活的联系，终结近代以来儒学的游魂化状态。目前，在社区、乡村和私塾已经涌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儒学传道者，他们多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区域分布上以广东、福建、北京、山东等省市为多，但是，这一队伍的数量和专业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求，经济收入也缺乏固定的来源，如何尽快形成专业化传道者群体仍然是大众儒学的首要问题。

2、重构大众儒学的组织载体。民间儒学的发展面临着体系重构的任务，其中儒学体系的制度化是关键。目前存在的大众儒学组织大致包括学校类和非学校类两种，学校类即私塾和书院，主要为民办组织，依靠学生学费维持生存。非学校类儒学组织主要是近年来在乡村和社区出现的儒学传播组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学讲堂。山东的乡村儒学讲堂已经分布于十几个县，分别由学者、民间志愿者和地方政府建立，有的已经形成了固定化、常态化的教学体系。福建霞浦的儒家道坛则将儒家教化和民间信仰有机结合起来，资金依靠当地民众捐献。此外，在私塾书院与儒学讲堂之间，还有一种更加广泛的大众儒学传播形式，即各地出现的国学公益大讲堂。这些公益讲堂的主办者、授课者和听众多为民间志愿者，能以生活化和通俗化的形式讲解传统文化，具有较强吸引力，有的听众规模达到数千人。国学公益大讲堂的缺点是一次性讲座，无法通过持久的活动巩固教化成果，有的民间志愿讲师的国学素养有待提高，也有的走向了怪力乱神一途。但是，它在扩大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方面不容忽视，也在客观上为制度化儒学组织载体的建构创造了条件。

3、编辑出版具有时代精神的大众儒学经典。除了传道队伍和组织体系外，大众儒学的另一个要件是教材。传统经典中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于时代需要，有的则过于专业深奥，难以为大众所理解。重新选取合适的经典文本，加以现代的诠释解读，以适应大众对于儒家教化的迫切需求，已经成为大众儒学发展的当务之急。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一些仓促出版的儒学通俗读物品质不高，难以满足读者需要。因此，目前急需组织既熟悉儒家义理又具有实践推广经验的学者，选编创作新时代的大众儒学经典。

与时代相适应的儒学传播队伍、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的形成，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儒学形态的诞生，它继承了源远流长儒家传统中的精华，加以创造性发展，使之与现代社会、现代理念相适应，这意味着古老儒家的凤凰涅槃。

站在二千五百多年的儒学史上眺望当代，我们可以预见，大众儒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大众儒学在精神上是贵族的，在形式上又是大众化的，是高雅贵族精神与普通民众生活相贯通的产物；大众儒学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是经典的光华在当代社会的重光；大众儒学既是对儒家道统的继承，又是儒家思想与传播体系的再创造，以中和的精神和包容的态度汲取全球化时代各大文明的滋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天的大众儒学是古老儒家返本开新的产物，也是儒学复兴在当代中国的新使命！

编辑：惠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