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旅部主任鱼道隆的跌宕人生

 原标题：能文能武坎坷一世 亦教亦医享誉终生——追记我的祖父鱼道隆

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的农历二月二，我的祖父鱼道隆出生于榆林城南八十里的鱼河堡，一个“一门游泮文文武武七秀士、五世同堂子子孙孙六十人”的书香大家庭。他的到来不仅为大家庭添丁增口，还为全家带来了无比的喜悦。

一、孜孜求学

爷爷从小就在诗书礼乐、家风严正的环境中成长。他自幼聪明勤奋，饱读经史，熟悉典章，在老家鱼河堡一带远近闻名。幼年读私塾时，其祖父鱼丕清先后充当了他的私塾和小学老师，为他人生知识启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爷爷来到榆林中学读书，与刘蕴华（著名作家柳青）、李廷甫、栾本朴，鲁禾业、张学德等为同学。在榆中上学期间，他兴趣广泛，学识增长，学会了骑马、射击、篮球和音乐、绘画、操琴等体音美学业。由于文学才华出众，他还被聘任为《上郡日报》沙草文学专刊编辑，利用课余时间，认真编辑这版文学专刊，办刊出色引起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其时榆中刚开办了高中，他正好赶上，又继续在榆中读高中。《上郡日报》于民国廿四年八月十七日刊登新生消息，高中生二十四名、初中生十一名。1936年他榆中高中毕业，考上了北平燕京大学文弘学院，攻读国文专业。

二、河套抗日

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加快，在侵占我东三省后继续向南推进。为了实现逐步蚕食中华国土野心，他们不断制造事端，最终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随后北平沦陷。身在北平读书的爷爷和众多学子，不甘就此沉沦，立志报国，最终逃离了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沿着平绥铁路来到了河套平原，弃笔从戎，用实际行动践行救国于危亡的理想信念。他参加了傅作义的抗日部队，在董其武军陈玉甲旅任抗日骑兵大队长。后因报道“五原会战”大捷文章，引起旅长的关注，升任旅政治部主任。

爷爷先后参加过大大小小多少次战斗，身上弹伤刀伤多处。在“五原战役”的一次战斗中，部队俘虏了一名日本兵，由于双方不懂对方的语言，交流成了障碍，无法讯问日俘。爷爷灵机一动，试着用英语审问交流。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日俘也是日本的从军大学生，也会英语。爷爷就通过英语完成了对日俘的审问，获得了不少有益的情报信息，为以后对日作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为了保家卫国，爷爷还写信动员老家青年北上河套地区参军抗战。家乡的鱼三虎、鱼继舜、赵红红、马振堂等北上参军，成了他领导下的抗日军人。1944年抗战即将结束前的一次战斗中，爷爷受伤从马背上跌了下来，造成重伤骨折，需要长时间治疗养伤，我的曾祖父鱼继尧闻讯后非常担忧。因老爷有一子二女，爷爷又是个独子，可以说爷爷是个家里的擎天巨柱，生怕他有什么闪失，故当机立断给陈玉甲旅长修书一封，恳请允许让爷爷回乡养病或解甲归田。老爷也是榆林政界、学界的知名人士，在他的请求下陈玉甲痛快答应。

三、返乡从教

爷爷回乡养病还带回他的部下山东人戚国栋，后来戚也在鱼河娶妻生女、遂落地生根。此后日本投降，爷爷从内心深处不愿再过军旅生涯，待身体痊愈后，就选择了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职业，先后在国统区的镇川学校、响水绥师、米脂中学（镇川）任教。

1947年，共产党解放了米脂、镇川，同时也接管了民国政府所办的米脂中学。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米脂县县长是上盐湾人叶望远，因其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子辈，称呼爷爷为姑夫。他又给爷爷做工作让其继续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米脂中学服务，所以爷爷又被聘为新米中的教师。在米中任教期间，他的知名学生有郭习武（新中国后曾任榆林地委副书记等职）、艾增（新中国后曾任榆林县副县长等职）李守飞（曾任榆林地区卫生局局长、组织部长、政协联络组副组长等职）等。风云际会、前途未卜，人生道路漫长而扑朔迷离。在米中任教期间，正赶上新解放区的各种肃反运动。由于对政策认识不清，担心自己有过国军工作的历史会成为“罪过”，爷爷不辞而别一路北上，连夜从米脂返回鱼河老家，又在民国政府所办的响水绥师任教。后把家搬到榆林，在榆林职业中学任教，从事国文教学还兼职《陕北日报》（由《上郡日报》改名）的工作。期间1948年，他还写了一首七律诗《莲池即景》发表在《陕北日报》 （收录在今《榆林市志》），在榆林职中教书时，他的学生有李云祥、刘克威、樊耀祖、高守仁、胡振国等等。

四、辗转包头

1948年10月，由于西北野战军再次攻打榆林城，爷爷决定从榆林北上，先准备到宁夏贺兰（因榆中同学栾本枝在其处任校长），后又改变想法到包头谋生。全家乘坐由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安排的去包头拉粮的军用大卡车，一路北上（由于爷爷当时还兼任《陕北日报》类似记者之类的工作，文章出众，故经常能接触到榆林军政界最高领导层们并还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到了黄河南岸的大树湾，承蒙当年的老领导陈玉甲司令的安排，他把家里先安顿借住在大树湾大地主李生茂家，自己只身过黄河。没想到全家在此一住就是将近一年，次年，他才将家人接到了包头的西脑包。

为了生活，爷爷到包头速硕中学任教，同时又考取民国政府所颁发的中医师执业证。全家有十多口人（本身就有五子二女），到了包头生活异常艰辛，完全靠爷爷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下来。奶奶发挥自己会做“生活”的技术优势，与二老姑等主动做起了酱、醋和缝补活儿。爸爸鱼功超和二爸鱼功远作为家里年龄稍长的男丁，抬上酱、醋沿街逐户叫卖。他们还在机场割芦草，拿到集市或骡马店去卖，还到戏园子卖香烟、瓜籽等来贴补家用。三爸鱼功耀和二姑鱼泳池等小娃娃们，则去铁路沿线、工厂附近捡兰炭，为冬天取暖所用。总之在包头生活的头两年，全家在俭朴、辛劳的同时，也充满了快乐。

五、命运多舛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49年9月，绥远实现了和平起义。蒋介石不甘心政权失败，命令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政权。为此共产党就发起了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史称“镇反”。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厄运竟降临在爷爷头上。1950年农历的正月十六，爷爷在包头家里被抓走了。后来知道同时被抓的还有原榆林中学教务长、榆林职业中学校长高宗山，以及乔一鸣、曹亚华、姬世华、杜聿前等榆林籍在包头不少不从共或反共人员。高宗山由包头遣返榆林后被枪毙，曹亚华等在包头被就地正法（曹的遗体在枪打时被我爸和二爸所见，后掩埋并做了标记。1955年响水堡曹家人寻回响水安葬）。爷爷被判刑，押送原籍榆林，在靖边杨桥畔坐牢三年。原来由于当初的法官将萨县的“萨”字误认为陇县的“陇”字，故认为爷爷1949年在陇县从事非法活动，最后重新审问才发现是错误，就当庭判决无罪予以释放。

身出囹圄，如飞鸟出笼。回归自由艰辛的生活状态后，爷爷仍回包头（因全家还在此）速硕中学教学和业余行医看病、拯救患者。然而美好的生活并没有多长时间，1954年中国政府与苏联达成协议，在苏联帮助下将建设包头为军事工业城市，地方政府开始对现有居民逐一进行政治审查。由于爷爷有过旧军队工作的历史，全家当然不能在新中国军工城市包头居住生活。类似今天社区之类的机构通知我家要迁往后套阴山以北地区居住。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全家商议一顿后，奶奶提议决定全家返回老家榆林鱼河堡，就这样又雇了长年往返包头榆林的“盛振堂”驼骡运输队，告别了异地艰苦生活几年的包头城，过黄河穿沙漠，风餐露宿踏上了返乡的归程。

六、蒙难入狱

回到老家鱼河堡后，爷爷陆续向亲戚要回了自家的房屋、家俬等东西，重新开始了老家鱼河堡的生活。爷爷先短暂的开门诊，后去镇川教书。全家返榆时留下了已在包头成了家的二老姑鱼道中，以及正在内蒙集二线上从事打坝、做搬运工的父亲。直到1955年初冬，父亲才从包头返回榆林，将所挣的钱如数交给奶奶，后来当了梁渠的冬书老师（当时的学生有李生明等）。

1957年，爷爷在镇川教书时适逢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右”运动，有关方要求老师们积极揭发身边有过历史“错误”的同事。爷爷因在给学生讲白居易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被同校老师在会上诬陷为、反革命势力要复辟了，同时又给扣上大帽子，称：“鱼道隆旧军人，1947年由米脂红区到榆林白区、解放区去敌占区，这是典型的投敌行为”。乌云盖城、泰山压顶、厄运横生。在这次“反右”运动中，爷爷与榆中老师王汉屏、陈士通、郭榭清成为榆林县“四大右派”，都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好在爷爷生性乐观、胸容百川，勇敢地面对殃祸，没有绝望而走不归之路（其他三位难友因不堪忍受心身折磨而相继走上了不归之路）。

在漫长的延安槐树庄等地劳改之时，爷爷不暴不弃、勇敢面对，在认真接受劳动改造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注释《黄帝内经 素问》，还有其他诗词创作和歌剧作词等。据爷爷讲，一开始他写医作被监管人员反复多少次没收焚烧，后来或许是感动了他们，加之是写的医书不涉及政治问题，监方就逐渐默认了。另爷爷的棋艺好，当时有个看守爱下棋，经常要求陪他下棋，从而为爷爷减少了不少的苦力劳动！ 

七、平反工作

漫长的15年牢狱之期如同遥遥长夜，终于熬在1973年，爷爷一天不少的刑满释放了！犹如“少小离家老大回”，15年新陈代谢，物是人非，爷爷犹如“异乡”之人。老家鱼河堡好多年轻人不认识他，我们小的弟兄姊妹也都不认识他。我记得同村长者逗我问，你爷爷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因从来没听大人们说起过爷爷，今突然冒出个白头爷爷。我使劲想了好半天，说是从老先人们坟墓供桌里钻出来的，现场的大人们听了都是哈哈大笑。

爷爷回来了，再也不用东奔西跑了，成为鱼河一位农民了，还是有知识、懂中医、会讲“古朝”、会写对子的农民。他经常给本村村民们和四里八乡的农民看病，为生产队拾粪、捡柴，欣然接受队里安排的一切生活。他还在鱼河石场泊子打石头、东山上挖生石灰泡子（烧白灰的原料），与叔父们一起动手自力更生，在鱼河榆高渠下不远的沙滩里修起5孔窑洞，甚至连新家的炕围都是他亲自笔绘的山水画。劳作之余，他还继续不辞辛劳、呕心沥血注释着《黄帝内经 素问》等中医著作。

受三四十年代在河套地区所看到的水利灌溉设施的启发，爷爷晚年一直在家乡进行无动力抽水设备的研发，设计出了多套图纸并让匠人们做出了简单的部分设备，终因家里众人的反对和社会大环境所不容而被迫中断。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教师稀缺。特别是英语老师，当时内蒙伊蒙地区尤为短缺。因爷爷三十年代在北京上大学时学习过英语，基础深厚，远在东胜的二老姑家联系了一所需要聘用英语老师的学校，爷爷又再次北上内蒙成了一名英语老师。直到1979年榆林地区为了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决定公开招考一批名老中医。他的学生后任榆林地委副书记郭习武等传来消息后，他从内蒙及时返榆参加考试并一举成功。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国家干部后，他在榆林城内李学士中巷的榆林地区中医提高班（今天的国医馆）当老师，主讲医古文（我单位老同事张东莉说我爷爷是她中医提高班的老师）。就在这期间，国家给每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爷爷所谓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完全平反。

八、言传身教

爷爷在榆林工作，我们这些孙子们来榆林就有了住处。记得一放寒暑假，我们就去榆林，作为一个农村娃初次来到榆林这个古色古香的大都市，心里非常激动。爷爷引上我们逛莲花池、中山堂看电影、新华书店买书，其中给我买了一本《春秋战国史话》，四十好多年了我至今还保存着，我们觉得一切都新鲜无比。有时我一人也漫无目的去榆林大街上闲转，常在新明楼楼底下花一分钱看一本书，看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隋唐演义》等花花书。有时一看就是大半天，我今天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源泉应来自这时。

1983年榆林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爷爷作为老校友应邀参加庆典，并挥毫泼墨赋词一首。原文是：“母校八秩大庆：调寄《鹤冲天》　——耄耋母、皓首子。育才话重逢。亮节咱榆中、桃李艳阳春。功臣出、学者兴，鸣莺赞柳青。朝暾劲松望宏图、秀槐舞东风！落款：七一岁老门生鱼道隆填词并题。八三年十月二日”。当时返校学子最有名的是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曾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被誉为高岗副主席的“五虎上将”）。

后来机构改革，榆林地区中医提高班改为榆林地区中医研究所，并迁址南郊职工医院东旁。平反工作后是爷爷人生最后的高光人生阶段，他整理了《黄帝内经》，出版了《素问求珍》一书，还编写了中医《脉学漫研》《诗话药物》《中医新法》，创作了话剧《泼水难收梦难园》《红太阳颂》等，还有大量的诗、词、赋之类的文章。

九、悬壶济世

民国政府时，爷爷在包头就考取了中医师证。中国有句话叫“秀才学阴阳一学就会”，学国文的旧知识分子学中医也是如此。爷爷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和实践，在中医治病方面取得不小的成绩，可以说是德技双馨。爷爷从延安劳改释放回到鱼河时，经常给乡里乡亲们免费看病，有时遇集碰上病人就带回家、多少天给扎针、拔罐、贴膏药治疗，家里还得无偿伺应。只要村里有看病需求的总是不辞劳苦、常出诊去村民家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偿的。通过多年经验积累和家族先世的传承，爷爷在治疗某些疾病领域有好些独特技术和方子，如成人尿床症、重度烧伤，还有好些内科疾病等。总之在当时医疗的条件下，他救治了许多人、帮了好多人，这些老家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当然，爷爷在医学上的主要成就还是在中医理论研究上的建树。　

1989年爷爷因病离开了工作岗位，又回到了老家鱼河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段，于1999年农历的九月九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阳世间的塞上景物。

纵观爷爷的一生，坎坷而悲壮，一生从戎从教从医从文，生逢乱世，颠沛流离，人生大好年华前后18年都在牢狱之中。他人生的际遇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不幸也是时代的遗憾。爷爷是横跨新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当年作为有志、热血青年，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从军参加抗日战争，在后来的国共内战中他既没有革命也没有反革命，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他累积善行，广布德泽，桃李芬芳，虽跌宕起伏，但大难不死。在当时，他是长城内外、塞上榆林知名人士。爷爷生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之日、逝于农历九月九黄帝升天之日，享年87岁。从生卒之日看这是“硬日子”，从唯心宿命论角度说，注定他这一生是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祖国好我们才能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每个中国人更应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以追记祖父鱼道隆一位抗日老兵的一生，来作为对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当今祖国强盛、民族复兴的礼赞讴歌。谨以此文对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抵御外侮的先烈、先辈们缅怀致敬。  

2025年9月2日写于榆林西沙

（作者鱼克奎，榆林市二、三、四届政协委员、常委，现任榆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编辑：俞林           责编：           终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