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陕西靖边人，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教育部中文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要从事唐诗阐释、唐代士族与文学关系、唐代园林与文学关系、新出唐代石刻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摩石录》等学术著作，另有《课比天大》《怅望古今》《野生涯》等散文随笔集。主编《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研究书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等，主持翻译《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多项。教学、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等，被遴选为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西北大学古代文学教师团队负责人。
李浩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李老师你好！你有多重身份：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你成绩突出，现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是著名的学者，又是一位学术组织者；你在西北大学任教近40年，桃李满天下，曾获得全国优秀教师、中组部特支计划“教学名师”等称号，是一位一线教师，也曾是一位教育管理者；你还出版过多本随笔散文集。你写过一篇随笔叫《课比天大》，并以此命名此文所收入的散文集，似乎说明你最看重的应是“老师”这个身份。
李浩：非常感谢！我首先是一位大学教师。大学教师有两个基本职责：一是教书育人，一是学术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分，人们常说“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我从1986年开始在西北大学工作至今，这个身份和两个基本职责没有改变过。所以你称呼我“李老师”，我很认同，也觉得很亲切。
文化艺术报：从上述多样性的身份中可以看出，你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具有精深和博通两个方面的特点，这非常难得。我想首先问的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你取得这样的成就，形成这样的特点？比如家世家学、地域文化环境、师承，以及天分、性格、机遇等。
李浩：应该说，任何一个老师、学者的成长，都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促成的，我也不例外。这些条件综合起来看，我其实谈不上优越，而且还处于劣势。我的家乡陕北靖边县，是一个偏远的小城；我的家庭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文化世家；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所赶上的是不重视教育、无书可读的时代。前两者是我个人的劣势，第三点是我这一代人共同的劣势。不过，这些环境中也并非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它们其实也磨砺、造就了我的性情、品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时，我刚好18岁，非常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这趟时代列车，考上了大学，走上了学术之路，使个人性情兴趣中的一些好的东西得以充分展示。总体而言，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文化艺术报：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对于读者应该具有普遍的启发性，你能否更具体地谈一谈？
李浩：可以。就地域环境而言，我的家乡靖边县地处陕北，北临毛乌素沙漠，是一个山川险阻、风高土厚、五方杂错的地方。但在环境的磨砺下，人们的性格一般比较质朴、坚韧，我也有这种特点，它使我受益终身。而且陕北一带也诞生过历史时期的高迎祥、李自成等乱世雄杰，柳青、路遥等文学巨匠，民国报人张季鸾、当代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曾生活在这一带，这里的人文环境对我也是有激励作用的。
就时代环境而言，那个时候虽然贫苦、不重视教育，但小孩子们一般比较自由。在读书方面，我在同龄人中算是个“不安分”者，因为书籍实在是太宝贵，无论是革命“圣经”还是所谓“精神毒草”，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拿来阅读。因此，在小伙伴当中我属于读书多的人，身边有一群追随者，围着听我讲故事；我也便现蒸现卖，将刚看过的内容绘声绘色，和盘托出，满足小伙伴们的求知欲望。这种经历，造就了我视野比较开阔、思维不太拘泥的特点，后来它在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把地域和时代环境结合起来看，我的家乡反而有一个“优势”，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有大批外地大学生因“反右”“文革”而陆续集聚、执教于此。一大批天南海北的大学生聚集于偏远小城，其意义可想而知。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回忆他的家乡吴堡宋家川时说，当时那里有好多来自名校的大学生执教；我当年就读的靖边中学也会聚了从全国各地来的几十位老师。他们南腔北调的各地方言、与当地人完全不同的做派习惯，让年轻人们充满羡慕和向往，他们用新知唤醒了少年们对学问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给我们当地的年轻人搭起了一座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我在《双飞翼》一文中曾说：“教师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能系统全面地传授相关专业的知识谱系，但这仅仅是一翼；还有另外一翼，就是带领学生去畅想、去想象、去憧憬、去领略外面五彩缤纷的广大世界。”我几十年的教师生涯中不断地践行着这一理念，应该说就是源于中学时代的老师们给我插上的飞向广阔世界的双翼。
我还想谈一下1976年夏秋之交的一次经历。当时我已在县文工团有一份做舞台美术的工作，一次随团赴安塞、延安、志丹等地演出，刚抵志丹，便传来延安遭遇百年不遇洪水的消息，滞留在了志丹，我无事可干，便每天到僻静清幽的烈士公园画画写生。在那段时间，我经常见到几个操京腔的知青，早上朗读外语，傍晚畅谈读书心得，他们挥斥方遒、纵论时政、忧心国事的书生意气，深深地触动了同样年轻的我。这个经历唤醒了我这个小城青年，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于1979年以高分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完本科和硕士，1986年留校任教至今，追逐自己的学术梦想。
文化艺术报：你在西安工作、生活已经40多年，应该说西安这座古都是你的第二故乡。从这个角度讲，你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还是有优势的。
李浩：是啊，准确地说我所处的地域是陕西。西安一带在周秦汉唐时期都是都城，文化底蕴极为深厚，今天的文化氛围也很浓郁，而且我所工作的西北大学，从晚清、民国到当代中国，在人文领域内有着深厚的底蕴和良好的传统。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应该主要归因于西安的学术环境和关陕文化氛围对我的浸润渗透。这方面，后面还会具体谈及。
文化艺术报：从你上面的叙述中，我已经隐隐看到了你今天的影子；这样再来看你的学术道路和特点，我们就不觉得奇怪了。不过，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都是非常专深的业务，想做出成就、形成特色，谈何容易？应该说上述因素只能发挥潜在的作用，要想真正认识你的教育、学术成就及特点，还是应主要从你到西北大学读书、工作以后的经历来了解。
不妨先从这样一个问题谈起：一般而言，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方向受硕士、博士导师的影响最大。你读硕士时的导师安旗先生是著名的李白研究专家，而且安先生门下比你早的几位学生，像薛天纬先生、阎琦先生，后来都成长为知名的李白研究学者。而你却并没有以李白研究为主要方向，这有些不可思议。其中内情和原因是什么？
李浩：的确如此。我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是1983年至1986年，当时导师安旗先生正带领薛天纬老师、阎琦老师、房日晰老师等进行李白作品编年及新版《李太白集》的笺注工作。我做硕士学位论文，必然要面对是否在李白研究领域选题的问题。我最后没有选择李白研究，而是选择了王维、孟浩然研究，最终以“《孟浩然集》校注与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主要是因为，李白的作品数量多，研究积淀太深厚，安旗老师他们也已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我初涉此领域，感觉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大的突破，不如另辟蹊径。这样选择，也和我小时喜欢绘画有一定关系：王孟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和山水画显然有相通性。当然也是安老师影响的结果，因为安老师在李白研究中勇于立说，极富开拓精神，对学生也很包容。
文化艺术报：谈到你的硕士论文“《孟浩然集》校注与研究”，这个成果后来未见出版面世啊！是怎么回事？
李浩：是这样的，我做硕士论文时，内地学界尚无《孟浩然集》的整理成果，但论文完成后却发现陆续有多部孟集校注成果问世，这是由于当时学术信息不畅所致。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稿子封存起来，束之高阁至今。
文化艺术报：哦，原来如此。应该说这其中还是有你不拘常规、追求独立的性情的影子。但后来未见你在王孟研究道路上继续探索，是不是挺遗憾或可惜的？
李浩：这个问题我倒不这样认为。其实我早年出版的两部著作《唐诗美学》（1992年初版，新版命名为《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园林别业考论》（1996年初版）都可以说是在王孟研究道路上的继续探索。《唐诗美学》是我在为本科生上课的讲义基础上改写而成，书中在文本细读、大量诗歌分析基础上，对唐诗的美学特征、艺术方法做了归纳总结：认为“境界”是唐代诗歌的重要审美规定，也是唐诗美学的网上纽结；中国古典诗歌重抒情的特质，自然世界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既为财用之源，又为审美对象、精神家园这种独特的人与宇宙自然之关系，决定了唐诗审美以虚实相生、以眼前有限之景之象启发无限之境的境界创造为追求目标。而唐诗中的种种艺术手法，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是唐代诗歌中最富于境界的作品，这些看法的形成，可以说最初源自我做王孟研究时的感受。
《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则是对唐代诗文及史籍、笔记中所记载的唐人园林别业的考录，并对其审美特征、与文学及文人生活的关系等作了论述。而王维、孟浩然诗歌风貌的形成，和他们的园林别业生活关系格外密切，而且整个唐代文人及文学都和园林别业生活关系甚密。有关中国古代园林，园林古建学界研究较多，但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当时几乎是一片未开垦之地。因为当时海峡两岸学界交流不多，信息不畅，我后来才知道台湾学者侯迺慧的《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1991年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内地学者林继中教授的《唐诗与庄园文化》1996年由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我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也是受早年进行王孟研究的启发和沾溉。
文化艺术报：哦，你这样一讲，我颇有茅塞顿开之感！看来你做硕士论文“独辟蹊径”，这个选择还是对的。
李浩：呵呵，当时哪知道是对是错啊！我只是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想“与众不同”的冲劲儿，“摸着石头过河”硬走出来的。
文化艺术报：李老师，下面要请你谈一谈你到陕西师范大学跟从霍松林先生读博士、做博士论文的事。我的印象中，你的博士论文《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研究》广受赞誉，是你的成名之作，也是你学术之路转折的一个重要契机。我想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切入：你读博士时，已经在西北大学工作多年，并担任着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一般而言，这个年龄读博士，又是在近在咫尺的同城高校，很容易有“拿个学位而已”的心态，而难以真正扑下身子再去做大的开拓转型。而你不但实现了“开拓”“转型”，而且还辞去了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当时一点没有“想凑合”的心态吗？
李浩：提升学历学位，这些想法自然会有。但当时（1995年至1998年）博士学历学位远不像现在这么至关重要，我的主要目的确实是想在学术上有新的提升或突破，而且霍先生也不会允许他的学生凑合一篇文章来蒙混过关。
文化艺术报：你为什么选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这样的题目做博士论文？是霍先生给你定的题目，还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
李浩：霍先生学术视野开阔，对学生要求很高，但在选题上他还是比较民主的，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我在关中及西北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方面算是有些基础，也很有兴趣，所以应该说，博士论文选题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文化艺术报：从你的《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园林别业考论》来看，你之前的学术旨趣和关中地域文化及文学，不太沾边啊？
李浩：这应再提及我受陕北自然环境和关中文化环境共同影响的话题。我是陕北人，对西北地域文化环境有深刻的感受和深深的热爱。我后来在西安工作生活多年，西安学界的环境对我又有很深的影响：我读本科时就选过张永禄、李之勤、李健超老师等关于都城长安和西北历史地理的课；我读研究生时，与西北民族史专业的苗普生、杨铭是同寝室的，做边疆史的厉声、樊明方比我们高一级，所以对马长寿、周伟洲先生的这个学术传承也很熟悉；至于从黄文弼、王子云、陈直、王子今、葛承雍、罗丰等积淀而成的重田野、重现地、重新材料的传统，对我也深有影响。这些潜在的影响虽然没有在我之前的成果中体现出来，但却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文化艺术报：西北历史地理文化研究、地域与文学关系研究，这些也是传统学科，想创新突破，不容易啊！你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李浩：这应该归功于在霍先生的指导下，我对陈寅恪、钱穆、毛汉光、尹佩霞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及成果的学习和运用。陈寅恪先生注重“地域——家族”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将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一种思路。后来毛汉光、宋德熹等在陈寅恪先生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唐代士族中央化”等论断（即唐代主要士族普遍疏离原籍，迁移到长安、洛阳两京地区的现象）。他们深刻地揭示出“人地关系”研究中，因经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播迁，隋唐时期的重新统一，加之科举制度的作用，“人”（对于唐代社会文化而言主要是士族）和“地”的关系至唐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受此论断启发，我对唐人刘秩谈及的“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柳芳把本为河东著姓的裴、薛、柳三姓列入“关中郡姓”的现象给予了充分重视，提出唐代关中文人群体的构成应包括关中本土作家群、河东著姓加盟关中文坛者、胡姓士族加盟关中文坛者、江南士人播迁关中者、山东士人加盟关中者。如此来界定唐代关中文学的主体（文人），显然是对传统地域文学研究观念的很大突破。后来我到复旦大学在王水照先生等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完成题为《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的研究报告，又从文学士族与地域关系的角度着眼，提出唐代文学地理应划分为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并指出士族大量向京城地区迁移，进而导致了其居住形态由之前的“城市与乡村双家型态”演变为“郡望原新贯原现住地”的“三家型态”或“多家型态”的现象。
文化艺术报：你这样一讲，我再次有恍然大悟之感，佩服你在学术上不断开拓、追求卓越的勇气。你的研究工作中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唐代文学基本文献整理、地方文化资料整理、海外研究成果译介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如你主持的《清编全唐文校订》、《长安吟咏》、《昆池长歌》、《黄帝祭文汇编简注》、《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整理、《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成果集成》中译等。这些工作都是集体完成，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你的工作那么忙，为什么却要花气力做这些事情？
李浩：前面谈到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应该有老师和学者双重身份、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两个基本职责。其实作为一名学者，还有服务学术共同体、服务社会的责任。我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一员，应该为这个共同体、这个领域的良好发展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我身处陕西西安，也应该为当地的文化传承发展尽一份力量。《清编全唐文校订》，属于唐代文学基本文献整理工作，其价值和对唐代文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但这样的工作，体量很大，非一人之力短时所能完成，需要有人来组织。所以我邀请陈尚君先生、郝润华教授共同主持这个项目，并邀请了几十位学界同仁分头整理研究。这项工作费力耗时，所有参与者都任劳任怨，体现出了大家对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再如《昆池长歌》，是我组织一些同行对历代长安昆明池资料做的搜集整理工作，这个工作是为西安昆明池遗址公园的建设而做。长安昆明池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景观建设可以提升它的观赏性，文献整理则能彰显它的文化内涵。文献整理需要学者来做，我组织这项工作，也算是学者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尝试和探索吧。《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成果集成》则是我和日本学者松原朗教授共同主持，约请一批学者对日本学界唐代文史研究成果的持续性翻译引介工作，意在为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互鉴搭建桥梁。《长安吟咏》《黄帝祭文汇编简注》《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等也都属于这类工作。
文化艺术报：你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宽的，如果自己总结一下的话，你认为你的研究最具特色或你最钟爱的地方是哪些？
李浩：我曾多次说过，在学术上我是“好石之徒”，又说自己“迷花（花园、园林）倚石（石碑、石刻、金石）”。就是说我最钟爱、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园林、石刻与文学关系研究这两个领域。唐园与文学关系研究，我1996年出版《唐代园林别业考论》，2005年又将考证部分扩充为《唐代园林别业考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又先后主持完成了《唐代园林与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两个课题。对石刻文献与唐代文学关系的关注，也由来已久。上面谈到我的两部著作《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研究》《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借鉴陈寅恪、毛汉光等先生的成果，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他们的研究，关键之一就是利用了新出碑志，也就是新史料。特别是毛汉光先生的研究，是通过对唐代主要士族墓志的统计分析，才得出“唐代士族中央化”的结论。我完成两部著作后，一直在进行着后续研究，近来把相关论文结集为《摩石录》，2020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还组织学者对榆林市“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所藏一批出土墓志进行了录文整理。
今天看来，中国园林的传统文化价值已得到了各界的高度重视，以唐代为主的出土墓志也已被学界有识之士誉为可和甲骨、简牍、敦煌写卷、内库档案并列的20世纪的“五大新发现”之一。这两方面的资源，陕西都具有优势。我生于这里，长于这里，工作于这里，有幸较早“预流”，一直关注，也衷心希望更多的年轻学人来利用、守望这份我们本土的优质文化资源。
文化艺术报：李老师，你在西北大学执教近四十年，并担任过中文系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副校长等职，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家都熟悉，无需赘述。我想重点请教的是，在教学和教育管理上你也颇有与众不同之处，我的一个显著感觉是：你不但有实践，还注重进行理论性或学理上的探索总结。比如古代文学教学上你主编过《中国古代文学史》（隋唐五代卷）、《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导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典精读》等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在大学教育方面，你撰写过《课比天大》《我之大学教育观》《大雅：传统文化视域中的高等教育资源》《师德四维》《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如何教中文？》等一系列理论性文章，后来结集为《课比天大》《濡羽编》等书出版。这种特点的形成，是由于你的勤奋、迫不得已，还是由于你的意识和理念？
李浩：应该说主要是由于观念上的认识，我先谈教学方面。教学上，我非常信奉“教学相长”这句老话，也很认同葛兆光先生的一个说法：“给本科生以知识，给硕士生以方法，给博士生以视野。”我多年来为本科生开设《古代文学史》《唐诗美学》，为硕士生开设《古代文学方法导论》，为博士生开设《文学研究的创新思维》，和葛兆光先生的看法恰相契合。
“教学相长”的涵义，要真正深刻理解并做好，很不容易。大学教学需要传授知识，但知识那么多，还在不断发展中，课堂上的时间却很有限，纯粹传授知识是不可行也难以取得最大成效的。教好学生，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影响、启发他们，就像德国当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所说：“教育是人们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要想影响、启发学生，老师首先得有这样的水准、能力，这需要老师们自己去读书、做研究，常有感悟和发现。几十年来，我在唐诗阐释学、园林文学、家族与地域文学、新出石刻文献学等领域用力较勤，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还是为了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希望能给年轻的朋友多打开几个窗口，让他们能看到中华文化宝库的千门万户，彼此联系，互相启发。对于老师来说，影响学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学生也在影响着我、启发着我。我在开设《唐诗美学》《古代文学方法导论》《文学研究的创新思维》等课程过程中，从选课的各专业同学的发言中获益很多，而为了将本课程充实，我采用“费曼学习法”以教促学，用输出倒逼输入，为教学阅读了几百种参考文献。为了备课讲课，我自己首先大量补充新知，每次课也逼着学生阅读文献、讨论文献。从这个角度讲，讲课其实也在逼着我“勤奋”。但关键还是我在长年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认知：只有老师自己站在学术前沿，把研究做好，不断有感悟、有发现，才能影响学生，才能把教学做好；教学工作又能倒逼、促进、启发老师去补充知识、获得灵感；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文化艺术报：如果说在教学岗位，教学相长，培养学生与学术研究并重是一种常态的话，但在学校管理岗位，实践和理论探索兼顾似乎不是一种常态，也没有硬性的要求。你为什么这样做？
李浩：这个方面，应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逼出来的，同时也和我作为一名学者的思维习惯有关。2010年至2015年我做了一段学校层面的管理工作，自然难以像以前那样专心进行专业研究，但我的大脑还是停不下来，习惯性地去思考。既然不能专心去思考专业问题，那就干脆在工作之余去思考高等教育的问题，并把思考所得的点点滴滴写了出来。
文化艺术报：这有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意味，无意中成就了一位教育家。
李浩：教育家不敢当，我仅仅是一名教育工作的思考者，只不过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特别是把中国古代的教育资源与当代高等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的思考显得“物以稀为贵”罢了。
文化艺术报：李老师，今天访谈你，我不仅深受启迪，也很受感染。最后，你能不能对你的教学、学术人生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李浩：自我总结，是个难题。我在去年学校教代会的发言总结中曾说：享受平淡极简的生活，追求教学和科研过程中的心流体验，努力专注地做好一件事。美国物理学家、科幻作家卡尔·萨根在《宇宙》中说：“已知有涯，而未知无涯；我们如同立于荒岛之上，被苍茫大海所困。每一代人的任务，都是填出一小块新的陆地。”这种对知识永不自满、永无止境的叩问求索，中国古人也有。《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二七二：“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周易》一书以乾卦起头，第六十四卦没有用象征完美圆融的既济收尾，而是以表示事尚未完成的未济卦压卷，说明天地万物迁移流转，永无止期，人的认知也在不断突破，不断迭代，不断升级。曾国藩晚年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求阙斋”。往圣前贤都有这样的认知，都具这样的智慧，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未必能有多大的出息，但也不应该拉低人类智慧的水位。
文化艺术报：谢谢李老师！
李浩：我也感谢你和《文化艺术报》对我的关心！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