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义 ——高建群回答《上海文化》访谈

【编者按：高建群的文学创作，有其独到的文化视野，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他把中国现代革命放到黄土高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矛盾交融中去叙事，把家族历史放到关中平原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立交替中去透视，把中华文明放到亚欧大陆民族历史兴衰浮沉、文明再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中去思考，开拓了“文学陕军”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文化新天地。《上海文化》杂志为此专访高建群先生，感谢魏韬记录整理。】

“我有三个精神家园”

《上海文化》：您的文学生涯缘起于军旅生活，从关中到北疆，到陕北，这种空间地域上的大跨度转移，对于文学叙事上的时间审美，特别是对于历史情怀，有过怎样的影响？

高建群：感谢您对我的创作有深刻了解，这是精读以后的思考，专家层上的解读。很多东西，连我自己在写作时都是懵懵懂懂的，而您用批评家的眼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路遥当年活着的时候，他觉得没人能够评论他，他对我说，能够评论他的人还没有出生呢。作为我自己来说，也常有这种感慨，环顾四海，知我者寥寥。中国的批评家们格局太小，浅尝辄止。很难有人像挠痒痒一样，能挠到你的痛处。所以，感谢鸿召先生。

有个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叫艾特玛托夫，他80岁在临去世前，最后一部作品叫《待到冰雪融化时》。他在其中谈到，世界是一个整体，大家都在这一船上。假如有海难发生，每一个乘员都不能幸免。2018年10月，在他诞辰90周年纪念时，当时举行一个国际笔会来纪念他并讨论吉尔吉斯斯坦文学，我原本也要应邀前去参加，但因为参加丝绸之路万里行没能成行。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我想到这桩往事。现在，国家领导人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我也十分拥护赞同。

1987年，我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发表，当时《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高洪波先生在《文艺评论》上写过一篇很大的文章，叫《解析高建群》。他说，“高建群是一个从陕北高原向我们走来的，略带忧郁色彩的行吟诗人，弹着六弦琴，一路走一路吟唱进入中国文坛。高建群是一个善于在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从容起舞的舞者。一个善于讲‘庄严的谎话’的人（巴尔扎克语）。”我从最初的写作到后来的写作，一直都有一种地域方面随时的转换，穿梭于时间和地域的空间。这些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有三个精神家园，出生在家乡八百里秦川的渭河边，当兵又在阿勒泰草原。那里有雄伟的阿尔泰山，还有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是一条国际河流，上海作家白桦来到我曾站岗的地方说，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一条敢于向西流淌的河流。这条河流穿越阿勒泰草原以后，最终在乌拉尔山脉与鄂毕河交汇，流入北冰洋。

英国人类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愿意出生在中亚，出生在中国的新疆，出生在阿尔泰山山脉。那是一块多么迷人的地方呀，是世界的人种博物馆。世界三大古游牧民族，古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古雅利安游牧民族，古欧罗巴民族，前两个都永久地消失在那个地方了。而古欧罗巴游牧民族则从马背上下来，开始定居，然后以舟作马，进入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而第三个地方是陕北高原，也是一片雄奇的土地，生活着一群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天真、善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是生活在高原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坐骑早在2000多年前走失了。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堂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受苦”。我不停地在这三块土地上行走，每个文化板块都不一样。在这些文化中我不断地适应，碰了很多钉子。由此，形成了我的思想和我的创作方法。

我曾对新疆的作家说过，你们不论是地方上的作家，或是兵团的作家，抑或是军旅作家，不能把自己局限在自身的生活圈子中。你们为什么不能掘地三尺呢？融入大地，走入历史，马上可以看到历史中那一种辉煌绚烂、光怪陆离、应接不暇的大景象。如果说我稍微比其他作家高明一些的话，那是由于我曾经在大地上走过，我一路走着，左手是天山，右手是阿尔泰山，我骑着马从草原穿过，从坟墓中穿过，从一个个草原石人中间穿过，天高地阔让人不由得产生历史的喟叹。那么深重的历史，充满魅力的历史，而我们的作家却视而不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局限在骑一匹马一天可以抵达的地方，这是一种遗憾，或者说是一种损失。

书写陕北高原的“百年孤独”

《上海文化》：从《遥远的白房子》到《最后一个匈奴》，您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飞跃。后者对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是放置在陕北文化大视野中，时空格局一下子就炸开了，鲜亮起来，由此引发被称为“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请问您是如何实现背景置换的，人物和事件的形象价值和审美意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高建群：《遥远的白房子》是一个边界故事，我是作为一个大头兵站在碉堡旁，站到界河边，对着东方升起的太阳，对着夕阳西下，在那种环境下产生的感情。文学作家其实是个感情的物种，夕阳凄凉地照耀着中亚细亚这块栗色的土地，我就要离它而远去了，我挥动着帽子，向我的白房子告别，向我的苍凉的青春告别，这是向我的梦魇般的白房子告别的一本书，向草原致敬的一本书。

1993年5月19日，《最后一个匈奴》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会议上提出一个口号叫“陕军东征”，与会记者、散文作家韩小蕙将之作为报道这次会议的标题，发表在第二天的《光明日报》上，这就是新时期陕军东征的由来。随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再有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相继推出，一时洛阳纸贵，“陕军东征”随之引发文学界一场大热。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可以说是纸质文学的最后一次辉煌，我们很怀念那个崇高的文学时代。

我完成这一背景转换，是在陕北高原。我当时在一家报社担任副刊编辑，经常背着黄挎包在陕北大地游走采访，走遍了高原的沟壑梁峁。每到一个地方，历史大事件以及悲壮的故事带给我的冲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英国有位小说家叫司格特，是写历史小说的。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对于刚刚经历了用血和泪写出人类历史上最壮丽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崇高的东西。这句对我是很大的激励，我有必要把陕北高原这段《百年孤独》式的历史写出来。中国的当代文学没有人能够这样表现，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将欠下历史一笔债务，欠下我们的父辈一笔债务。我记录历史，记录革命是怎样在这块土地上爆发的。民国十八年大旱以后，陕北高原赤地千里，我看过每个县的县志，满篇记载着一半的陕北历史是战争史，一半的陕北历史是饥饿史，是一种悲惨的人类生存图景，所以一定会有革命发生。我要把陕北高原的二十世纪史写出来，那么一群农民、无产者掀起一场革命。我在书里写道，革命不论将来风行于片刻，还是垂之以久远，那是历史的事。我的着重点是，革命中那些革命者他们的英勇、崇高。我们应该公允地记录下来，像雨果的《九三年》那样记录下来。

实际上，是生活给我带来的这么一本书。我到延水关，对着黄河，看着山西，然后我来到吴起镇，对着洛河，对着子午岭的羊肠小路。当你从这些地方走过，不能不触动你的思考。我自信我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我是真诚地用唱给这块土地的一支咏叹调，来表现陕北高原的“百年孤独”：那横亘于天宇之下，那喧嚣于进程之中，那以“拦羊嗓子回牛声”喊出惊天动地歌声的，是我的亲爱的高原故乡吗？哦，延安，我们怀着儿子之于母亲一样的深情，向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的你注目以礼。你像一架太阳神驾驭的车辇一样，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芸芸众生在你的庞大的臃肿的身躯上蠕动着，希望着和失望着，失望着和希望着！哦，陕北！

雕刻关中平原现代化的生命悲怆

《上海文化》：《大平原》通过家族历史讲述属于关中地区渭河平原几代人的生存方式，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化、城市化演变，透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人生的文化价值。革命没有改变的，城市化可以彻底改变。当工业化、城市化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如何再造？

高建群：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这个过程，充满着痛苦地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每个人在其中进入的方式都不一样，从乡村进入城市底层卑微的人物，进入城市的屋檐下活下来。随着工业化深入，大量的村庄被搬迁，他们被时代裹挟着前行。事实上，城里人和乡里人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乡里人往自己门前一蹲，抱一壶茶，旁边再卧只狗，就觉得自己很伟大，一身肌肉；进城里以后，就会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没有任何的力量且一无所长，可以说是很悲哀的一群人，一群畸零者。整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纠结中，我们走过了城市化进程的四十年。我的《大平原》写的就是我的家族、村庄，那些人怎么一步步走向城市，怎么在时代的大潮中随波逐流，命运各各。《大平原》中，高发生老汉要死了，就在棺材盖即将钉死时，他又活过来了。他欠起身子说，我的名字为什么叫高发生？我现在是知道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道理，它的发生就是它的道理。说完他又平躺下来，让人把棺材盖盖上说，你们把要做的事情继续做完吧。

我想起，当年1965年郭沫若到延安大学演讲时，同学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让郭老回答。郭老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你们在提问题的同时实际上答案就在其中，你们自己已经解答了。我现在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作家、思想家在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匆匆忙忙地赶路，奔向不可知的前方，到底这对人类而言是福是祸，现在很难说清。前段我也说过，我们匆匆忙忙走得太快，把灵魂丢在后边了。我们停一停，等等丢失的灵魂吧。而作为一个作家，我只能把我的感受说出来，试图像托尔斯泰那样的解答，我是做不到的。

探寻人类文明涅槃新生的因缘际会

《上海文化》：《统万城》和《我的菩提树》追溯亚欧大陆更遥远的文明历史，探寻人类文明新生再造的因缘际会。老子说“周礼已死”，尼采说“上帝死了”，霍金说“哲学也死了”，我们这些人类后代子孙们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您用小说创作探寻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发生发展，继而追溯儒释道文化发生、流变与交融，是否希望寻找到人生新意义，开启人类新文明？

高建群：《统万城》写的是，匈奴民族在行将退出人类历史舞台以前，如天鹅的最后一声绝唱。赫连勃勃在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之间的地带建立了统万城。依据这一历史遗迹我们知道一些历史故事。前年，我随着丝路万里行，我们的车翻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中亚五国就在那片草原上。古丝绸之路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叫老梅尔城。这是丝绸之路上最古老的城市，古雅利安游牧民族的发生地，而现在是一座废墟。它为谁所灭呢？600年前，中亚出了一个大草原王——跛子帖木儿，他灭掉了这座城市。老梅尔城的形制和统万城居然一模一样，丝毫不差。四边都有城墙、角楼，且有许多的马面。可见，在历史的大空间，人类一直在走着，几乎以相同的步伐。

它行进到今天，包括暗物质的被证实，量子力学理论的提出，让人们脑洞大开。佛教在2500多年以前，就感觉到这些。佛教里提到，三千小千世界构成一个中千世界；三千中千世界构成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为一佛之化摄也。这些像谜语一样的话，美国一位专家把这些话放到电脑里求答案。电脑给出的答案是，佛家的小千世界，指的是我们小小的地球；中千世界，指的是银河系；所谓的大千世界，指的是茫茫宇宙。佛家在那遥远的年代里，已经站在宇宙的边缘上来观照世界，解释世界。他们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探索我们人的秘密。老子说“周礼已死”，尼采说“上帝死了”，霍金说“哲学也死了”，他们实际上不断发现我们人类固有的观念解释不了世界。我们只是盲人摸象一样，看到世界的一部分，以为这就是全世界。不是这样的。霍金为什么说哲学已死？哲学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它是对事物的一种解释。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世界，是被黑暗遮蔽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百分之五。所以说，我们过去所建立的哲学基础就此轰然倒塌。

在丝绸之路上御风而舞

《上海文化》：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分炎黄子孙来自黄土地，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拐点发生在黄土地上的陕甘宁边区，新中国从延安走来，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河清海晏的伟大气象，正在变成社会现实。您的文学创作以其鲜明的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呈现着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文化意义。您说《我的菩提树》是写给孙女的故事，那么，后续的故事您将怎么讲呢？

高建群：近些年，在陕北神木发现了距离现在3800年至4200年的石峁遗址。中华民族发展到这个阶段时，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假设，一个个群体部落可以合成中华民族。它也可以散开，就像地中海那些国家一样，成为很多国家。而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蛋壳里孵化。在这种情况下，黄帝的部落，或者是黄帝的继任者，在黄河中游偏上的地带建立了都城，从而确保这一古人类族群滚雪球般的发展和延续。这些人类族群后来到哪里去了？我的推断是，随着黄河归槽以后，大河套地面周围没有水了，石峁城孤零零地悬在山头上，于是人类逐水草而居，顺着黄河往上走，走到甘肃形成了齐家坪文明。他们在石峁待了500年，又在齐家坪待了500年，然后顺着渭河往下走，走到关中平原，成为周王朝的先民。在这里，凤鸣岐山，在这里筑造丰镐二京，周公制礼，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基。

陕北高原是一个十分奇异的地方，古人的眼光有限，脚力有限，光知道在游牧线和农耕线上徘徊。游牧民族以八十年为一个周期越过长城线，侵扰中原。不知道的是，在长安和罗马两万余公里的欧亚大平原之中，生活着两百多个古游牧民族，他们以八十年为一个周期，向世界的东方首都长安或是世界的西方首都罗马的定居文明、农耕文明、城市文明索要生存空间。这是生存的需要，因为八十年中会不断频繁出现战乱、瘟疫、天灾等，他们得寻找活路。从这个观点来解释，就可以清晰地理解，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为何会发生与游牧民族的冲突。西方普遍为大家所认可的一个观点是，这些草原人、游牧者，他们是大地之子，是大地的产物。他们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

再回到陕北。陕北是鄂尔多斯高原边缘地带。这个地方，人类族群在过去一直是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建立的政权中间交错生存。我统计过，这片土地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统治时间各占一半。陕北文化之所以能够给我们很多让人惊讶的东西，有很多原因，譬如当年前秦皇帝苻坚派大将吕光灭掉龟兹城，将鸠摩罗什绑到白马上，经过将近二十年时间到达长安城。到达以后，后秦皇帝姚兴将三万名龟兹的遗民安置在陕北高原上，安置在榆林城再往北三十多公里的古城滩。中华文化里面很多东西，包括龟兹乐舞进入到中原以后，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舞蹈。陕北的唢呐也是龟兹人给我们带来的，以及闻名遐迩的腰鼓等等，陕北民歌、陕北说书，都与那次三万名龟兹遗民迁移到这里有关。

我曾经写过文章，一个陕北人的一生有三次与唢呐有缘：一次是出生时候，吹奏唢呐，向世界宣告我来了；一次是婚嫁的时候吹奏唢呐，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要婚配了，高原新的一代将要诞生了；还有一次是死亡的时候，抬着棺材打着引魂幡，向山顶上行走，在这唢呐的宗教般的声音中，死亡就不那么痛苦了。《我的菩提树》是我60岁生日时候开始动笔，写了四年。我的孙女出生了，我看到她那么弱小。我说，我在世时候可以罩着你百毒不侵，遇见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来问我，我可以给你人生的建议。大而言之，我们这个走了五千年历史路程的民族，必须有些智慧的人告诉人们怎么避开各种风险，明智地避开这些坎儿。我在写这本书时，用四年才写完，我怀着一种心态，要写一部真诚地为我们这个民族祝福的书。

汤因比说过：人类正在走着他的历程，在这个处处冒烟、处处起火的世界上，找不到一片绿洲，也许经过漫长时间考验至今仍郁郁葱葱的中华文明会是人类的福音。但是，这个古老文明必须警惕不使自己进入过去的那种循环中。而作为我来说，我还在写作，后面又有《大刈镰》《我的黑走马》出版，最近又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书。前年我作为丝路文化大使，参加丝路万里行活动。这次行程总共两万两千多公里，用70天时间穿越了17个欧亚国家62座城市。这是一本关于这趟行程的重要的书，叫《丝绸之路千问千答》。这本书已经完成了，明年即将出版，现在正由陕西卫视给书上配图片。这是一部大历史，大地理，大文化的书。其实也就是一部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我就像带路党一样，从古丝绸之路走过，把丝绸之路几千年来发生的重要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就像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说的那样：历史是一枚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古丝绸之路两旁布满了这种大仲马式的钉子，作者在这钉子上面御风而舞。

【高建群简介：高建群，陕西临潼人，农历1953年12月27日生，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以《遥远的白房子》奠定其实力派作家地位，以《最后一个匈奴》引发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现象。长篇小说《大平原》获中宣部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统万城》获新闻出版总署优秀图书奖，其英文版获加拿大大雅风文学奖。另有《六六镇》《我的菩提树》《大刈镰》《我的黑走马》等行世。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土，中国文坛罕有的具有祟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

编辑：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