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敏
不写家书已有好多年。
去看母亲，母亲说：“你上大学和刚工作时给家里写的信我还都留着，有空的时候还常看呢。”话题到了后半段，母亲的神色就多有悲怆之色，感慨道：“哎，想想那些年，我娃可真可怜！”
实话说，母亲所说的家书，少说距今已近二十年，其中的内容，我自然早已抛到了爪哇国，是故对于母亲因为读了旧的家书而生发出的缕缕愁绪，也就有些体会不来。
有次去看母亲，母亲递给我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说：“这些啊，是你以前给家里写的信，你拿回去吧。”实话说，母亲的这一行为令我很有些诧异，诧异之余又觉得母亲的做法有些多余，心想：几十年前的几封破信，你还当作宝贝似的，纵然给我，我也没时间去看呀。不过，为了不至于因这样的小事跟母亲发生不和，也就不置可否地将旧信塞进了自己的皮包。回家几天后才又想起，想起之后，就顺手将那个破烂的小塑料袋请出了自己的皮包，将其一股脑地塞进乱糟糟的抽屉，自此，也就算是给此事画上了句号。
这个周末，家里其他人均有事外出，于是，照例，我开始无拘无束地玩起了我一个人时酷爱把玩的“乾坤大挪移”把戏。我将卧室的一些陈设，挪移到我的入户花园，再将花园里的一些东西，搬进我的卧室。一直以来，这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或者叫毛病，而我这样的爱好或毛病，每次只会在家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会爆发。这个周末，恰好家里没有别人，于是，我也就旧病复发。每次犯“病”，我都会将家里弄个底朝天。比如，平时压根不动的沙发，我要把它全部搬开；比如，平时基本固定的衣柜，我要给它挪换个房间。眼下这个周末，我的动作幅度并不大，只是在我的卧室跟入户花园之间，加了少量的互动环节。
按照惯例，我的卧室必然会遭遇一场大的劫难。卧室里面的家具，家具里面的抽屉，抽屉里面的东西，我都要统统全部整理一番。有用的缴费单，留下；无用的购物票，撕毁。好久寻觅不到的一只发卡，浮出水面；几个漂亮的或宽或窄的腰带，出现在眼前。该归位的归位，该废弃的废弃。耳畔，傅佩荣的《易经》讲得正欢；窗外，阳光正嗨。可爱的“龟光”，被阳光吸引，正在坚持不懈地想要爬出它的地盘；花园里的月季，正在对着阳光使劲抛媚眼。我呢，则搬一小凳，慢条斯理，开始我的大规模小细节的整理工作。
这个是保险单，留下；那个是旧的工资条，扔掉。这个是常用药，那个是针线包；这个是旧的笔记本，那个是未读的一本书。一张张看，一个个翻，然后，就看到了那个破旧的小塑料袋，打开，就见在泛着黄色的空白的几张旧信纸之间，躺着大小不一的成十个信封，其中的一些信，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跟曾经装载过它的信封失散，只能可怜巴巴地裸着身子躺在那些老旧的信封之间。
哦，想起来了，这是母亲塞给我的那些旧日家书啊！何不趁着现在，趁着此时此刻，心儿简单明了，情绪不好不坏，重温一下二十多年前的我。
信儿的末尾，有的日期写得很全，有的却只有简单的日和月，所以这信的年份，我就要使劲费神去揣摩。信都不长，内容也都简单空泛，然而从昔日的信件里，我还是读出了那个不一样的我。
信件的时间跨度，从1988到1996年。信封的外面，刚开始的收信人一栏，是父亲的大名，到了后来，父亲的名字不见了，收信人一栏，开始出现了二哥的名字。一开始的信件，起头的称呼，一定是“爸爸妈妈”，信末的问候，也一定是“姥姥好吗？爷爷好吗？”。
然而再往后，信件的开头，就只有了“妈妈”，而信末的问候里，也不见了姥姥，消失了爷爷。在1996年的最后一封家书里，更是对妈妈倾诉了自己经济上的拮据。如今回头再看，虽然当时自己的目的只是跟老妈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但我还是对自己当年的不懂事感到遗憾。试想，妈妈即使帮女心切，又哪里有那样的能力呢？让老妈因此而为我多操一份心，实乃罪过。
1988到1996年，说起来时间并不长，然而在这短短的八年间，我的爷爷走了，我的父亲没了，我的姥姥，也消失在了肉眼所看不见的极乐世界；同样是在这短短的八年间，我读完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结了婚，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小孩……
今天的我，以为自己从来不会对着自己的家人，说些“想呀”“爱呀”等等诸如此类的“夸张”词汇，然而二十年前的白纸黑字告诉我，曾经的我，在每封家书里，也都会赤裸裸地写上“爸、妈，我想你们了！”“爸、妈，我太想你们了！”“爸、妈，我爱你们！”“爸、妈，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觉得我们的家最像一个家，我们的家最温暖！”这样的话。对今天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摆在面前，我一定会断然否定，我一定打死也不会相信，我，曾经也是那么热情直白的一个小孩。
重温旧信，当年的那种简单、那种善良、那种直率，透过一封封家书扑面而来，令现在的我一时有些应接不暇。虽然我知道，不可逆的岁月只能滚滚向前，然而，在一封封自己所写的家书面前，远远地看着从前的我，还是不能不为曾经那个纯真的我而心生感慨。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