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56）

文/王鹏程

荆有麟回忆说：“鲁迅先生在学校教课，获得空前的成功。”这绝不是恭维之词。他分析了鲁迅教课“空前的成功”的三个条件。第一，“他讲起话来，虽不及老牌北京人讲话清朗，干脆，但后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又很真切，听起来也是蛮好的”。第二，鲁迅“有幽默感”，“不论讲什么，他是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用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便会起一种兴味感”。第三，鲁迅“博学而又多能。他受过军事训练，学过采矿同医药，研究的是文学与艺术。他做过学校校长及教职员，当过长久的政府官吏。因有此种种经验与实生活，所以无论他讲什么，不管是引证或比喻，那材料要格外丰富而生动”。因而在鲁迅的课上，课堂气氛热烈活跃，学生积极性很高——

……而听讲者，无论在那一个学校，都有非选科的学生自动来听讲。甚至在北大，每次遇到先生讲课时，连校外人都有许多去听讲。讲义不够是小事，校外人将课堂常常坐满，而选先生课的学生，反无座位可坐，亦是常常有的事。而学校其他学院或其他学系的学生，有时来了找不到座位，找不到站位，坐在窗台上，又是常有的事。先生对于青年的感召，可见一斑了。

记得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及先生个人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曾忆有一次，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时，书中举了一个阿那托尔法郎斯所作的《泰倚思》的例，先生便将泰倚思的故事人物先叙述出来，然后再给以公正的批判，而后再回到讲义上举例的原因。时间虽然长些（先生授课，两小时排在一起继续讲两个钟头，中间不下堂），而听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先生的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要不是先生为疏散听者的脑筋，突然讲出幽默话来，使大家轰然一笑，恐怕听的人，会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的，而先生在中国历史人物中，特别佩服曹操，就都是在讲授时候，以幽默口吻送出的。

因为先生对青年有那样的吸引力，所以无论是十六年在上海时，到劳动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立达学园等处；或十八年及二十一年两次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等等；一听到先生来讲演，青年人像发狂似的，都拥挤到会场，后来的，就只能站在窗子外或大门口来听了。而在北平师范大学，竟因大礼堂容不下众多的听众，致将窗子都打破。催讲者，不能不请鲁迅先生到露天操场上去作狮子吼，因那次听众实在太多了。鲁迅先生晓得站在后面的青年，绝对听不见，他自己只能提高嗓音吼叫了。这是先生由北平回到上海时，以幽默口气讲出的。

固然，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感召力，他的几十册的著作与翻译，是一个动力。但先生讲话能更吸引青年，却是更重要的动力。

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课、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王鲁彦回忆鲁迅上课时的情景说：

每次每次，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连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住在讲桌边，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

他的身材并不高大，常穿着一件黑色的短短的旧长袍，不常修理的粗长的头发下露出方正的前额和长厚的耳朵，两条粗浓方长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棱骨上，眼窝是下陷着的，眼角微朝下垂着，并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给两边深刻的皱纹映衬着，这才显出了一点高大的模样，浓密的上唇上的短须掩着他的阔的上唇，—— 这种种看不出来有什么奇特，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

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的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

但是教室里又忽然异常静默了，可以听见脉搏的击动声音。鲁迅先生的冷静苍白的脸上始终不曾露出过一丝的微笑。

（未完待续）

编辑：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