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未平
但“祖坟”被“掘”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最为恶毒的羞辱。经过中间人的调停，考古工作暂时停止，考古队答应将发掘改为修葺修缮，并勒石树碑。碑文《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吴世昌撰写，而书丹者是黎锦熙教授。这道石碑现在依然矗立在“张骞墓”的左侧，它不但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对张骞丰功伟绩的旌表与纪念，同时也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生们投身文化抗战、救亡复兴的见证。
这次发掘工作前后持续十余日，墓道和耳室的考古探方只有5平方米左右，出土了残破马骨、灰陶片、带釉陶片、带耳瓦罐、汉砖、五铢钱，最重要的是“有似印泥者一方（亦似封泥），篆书‘博
望阴（或造）铭’四字”。吴世昌在《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中写道：“所见墓道汉砖、破残马骨、五铢汉钱之属，即可断为汉墓；而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证为张公原墓无疑。”
1939年8月，“张骞墓”出土古物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考古室公开展出。新中国成立后，“张骞墓”中的汉砖、封泥等3件文物保存在西北大学文物陈列室，后被征调到北京参展，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仅留复制件。
“张骞墓”考古发掘结束后，也陆续产生了一些学术成果，何士骥、周国亭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黄文弼教授发表了《张骞使西域路线考》。1942年，何士骥又完成了《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后来有人评价这次考古活动是迄今为止“对张骞墓唯一的一次正式发掘和科学发掘，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有重要意义”。
当时参加和指导这次考古发掘的还有时任陕西省考古委员会工作主任的徐炳昶先生，他和黄文弼先生有着至深的工作交往和个人友谊。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考古委员会的成立和“张骞墓”的发掘修葺中，都有他们极力的推动。
开创者与奠基者
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这一年，历史系设立考古室，黄文弼先生担任考古室研究部主任。其后，许寿裳教授卸任系主任，由古文字学家、商周史研究专家丁山教授出任系主任，两三年后，丁山教授卸任，前往中央大学任教。
1942年9月，黄文弼先生开始担任历史系主任。他甫一上任，即主导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这是西北大学历史上第一次开设有关考古学的课程。同时，黄文弼先生也专心致志开展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这与他此前两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活动有直接关系。
黄文弼，1893年4月23日出生于湖北汉川县的一个商人家庭。据记载，他的家乡是榔头黄家嘴。汉川县城在汉江北岸，而黄家嘴在汉江之南，东去五六十公里就是武汉。黄文弼先生少年时代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老师有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同学中则有冯友兰等。大学期间，他主要从事宋明理学和目录学的研究，毕业论文是《二程子哲学方法论》。1918年，黄文弼先生毕业留校，任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此后不久，文科研究所改组成立国学门，主任由沈兼士担任。黄文弼深受沈兼士的欣赏，在沈兼士的举荐和提掖下，黄文弼担任了国学门助教，后来又任讲师、副教授。他在国学门的同事有董作宾、徐炳昶、顾颉刚等人，而他受沈兼士的影响最大，研究方向也逐渐从中国古代哲学转为考古学。
沈兼士是当年著名的“北大三沈”之一。“三沈”即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他们同为北京大学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名震全国的国学大师。“三沈”原籍浙江吴兴，祖父随左宗棠入陕，之后，父亲便一直在陕西安康、汉中一带任职，所以沈氏三兄弟都出生在陕西安康汉阴县，直到青年时代才离开，现在，汉阴县还建有“三沈”纪念馆。汉阴县距离汉江不远，山清水秀、风光秀丽，一派江南景象，从这里沿汉江而下，与长江汇合的地方就是黄文弼的家乡湖北汉川县。
时光来到1926年，这是中国的多事之秋。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暗中控制了由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北京政权，并一直排挤冯玉祥的国民军。3月份，冲突爆发，日本军舰掩护奉军进逼天津大沽口，被冯玉祥的国民军击败。日本恼羞成怒，联合英美等国援引《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政府下通牒，要求其撤除大沽口防务。3月18日，北京市民及学生5000余人集会，反对“八国通牒”，后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抗议，被开枪镇压，死亡47人，其中包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4月份，段祺瑞政府倒台，张作霖的奉军军事占领北京。此时，广州国共合作政府中，蒋介石野心渐起，在“三一八惨案”过去两天之后发动“中山舰事件”，5月份又通过《整理党务案》，挤压共产党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腾出膨胀空间。同时，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打响，北伐军势如破竹，进军迅速，到年底的时候，革命力量已经从珠江流域推进到整个长江中下游。
（未完待续）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