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鲁迅长安行》（连载5）

文/王鹏程

孙伏园在1942年所写的《杨贵妃》一文中提到，鲁迅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写剧本《杨贵妃》：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霖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

许寿裳在1946年10月29日所撰的《鲁迅的人格和思想》一文中说：

有人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是《杨贵妃》。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以及宫室服饰、用具等等，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他的写法，曾经说给我听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说明皇和贵妃间的爱情早已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夕夜半，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

鲁迅1924年7月西安讲学时，曾接待过他的西安东关私立竞化中学教员李级仁在1950年代回忆说：

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我任招待，曾两次到他的寝室中去。谈到杨贵妃的生前、死后、坟墓、遗迹等，记得很清楚，说要把她写成戏剧，其中有一幕，是根据诗人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的月夜赏牡丹。

最早关注鲁迅长安行的学者林辰在1955年修订的《鲁迅赴陕始末》中认为，根据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孙伏园说《杨贵妃》是历史剧，应是误记，“应以小说为确”。但也有一种可能，鲁迅1921年写《〈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时，想将《杨贵妃》写成历史剧，后来改变了计划——写成历史小说。也不排除鲁迅既有写成历史剧，也有写成历史小说的初衷。对此，西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著名鲁迅研究学者单演义解释得比较合理——

我认为“以小说为确”是有鲁迅先生自己的说法作根据的，自然不会错；但我以为孙先生等人的说法，似又并非“误记”？一则因鲁迅先生有欣赏、译著戏剧的修养：先生在幼年时代，就喜看“大戏”或“目连戏”（活无常）；在想写《杨贵妃》的时候，已翻译了《一个青年的梦》与《桃色的云》等剧本，以后又译了《被解放的堂·吉诃德》；他的散文诗《野草》中的《过客》、小说中的《阿Q正传》等，何尝不都带有浓重的戏剧性呢！他虽自说：“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但像这“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的说法，就是很有戏剧修养的明证。再就孙先生的文章（《杨贵妃》）看来，也不像是“误记”。“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与以上诸先生的说法基本一致；而原计划是三幕，每幕用一词牌为名，第三幕为“雨霖铃”。《新唐书·礼乐志》说：“雨霖铃乃明皇于栈道中闻铃声，悼念贵妃而作者也。”用这一词牌称之，是非常恰当的。依我的揣测，鲁迅先生在决定写出历史小说之前，曾有写成历史剧的计划，或者有人建议写成历史剧？因与孙先生等人谈及。

单演义的分析很有道理，也很有说服力。鲁迅起初有将《杨贵妃》写成历史剧的想法，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写成历史小说。

据鲁迅1934年致山本初枝的信中所言，他赴西安的目的，是为写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做准备。在长安行之前，鲁迅对与杨贵妃相关的文学作品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在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发行）上卷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鲁迅对唐代传奇中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及受其影响的洪昇的《长生殿传奇》进行了论述：

陈鸿为文，则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鸿少学为史，贞元二十一年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统纪》三十卷，七年始成（《唐文粹》九十五）。在长安时，尝与白居易为友，为《长恨歌》作传（见《广记》四百八十六）。《新唐志》小说家类有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或亦其人也（约八世纪后半至九世纪中叶）。所作又有《东城老父传》（见《广记》四百八十五），记贾昌于兵火之后，忆念太平盛事，荣华苓落，两相比照，其语甚悲。《长恨歌传》则作于元和初，亦追述开元中杨妃入宫以至死蜀本末，法与《贾昌传》相类。杨妃故事，唐人本所乐道，然鲜有条贯秩然如此传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为世间所知，清洪昇撰《长生殿传奇》，即本此传及歌意也。传今有数本，《广记》及《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所录，字句已多异同，而明人附载《文苑英华》后之出于《丽情集》及《京本大曲》者尤异，盖后人（《丽情集》之撰者张君房？）又增损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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