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式初任中郎时，并不愿为官，汉武帝说：“上林苑（皇家御苑）中有羊，你去负责养吧。”这位中郎每天穿着布衣草鞋放羊，一年后，羊群迅速繁殖扩大，汉武帝知道后夸奖他，卜式说：“养羊和治民一个道理，只要让它们按时起居，把带头闹事的羊除掉，以免败坏群体，这样差不多就行了。”汉武帝听后觉得很新奇，于是卜式由羊信转入仕途。
卜式的经历像一段传奇，他带来了中国政治史里的一个重要转变，纵然重农轻商的根基仍然牢固，但商界出身的人不再受政治歧视了，再之后，官与商之间的界限也模模糊糊了。
九畴与八政
《洪范》一文出于《尚书》,讲帝王术的，是对话体例。
武王克服殷商典立周朝，向箕子问政，箕子以大禹治水、洪水就范开题，讲述了天子必须具备的九门学问。后人称之为“洪范九畴”。“洪范”这个词由此被引义为崇高规范。
箕子是商朝的持不同政见者。《论语》里有一句话：“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这句话有点笼统，但微言大义，点出了殷商失国的最大症结是失仁。《史记·微子世家》讲得具体，也形象生动。微子、箕子、比干是殷商重臣，也是纣王的反对党。微子是纣王的长兄，箕子和比干辈分高，是亲叔叔。三位政治人物三种人生走向、三种结局。微子先流亡，后投诚武王，“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微子后来鼻祖宋国。比干因直谏遭挖心而惨死。箕子先装疯，再为奴，后远走东北，开疆拓土，建立了朝鲜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这次访问的成果就是留传下了《洪范》这个大文章。武王给箕子的报酬也是巨大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是：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礼、兵）;协用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建用皇极；乂用三德（正直、刚克、柔克）;明用稽疑（卜筮）;念用庶征（天地的预兆征象）;向用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威用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洪范》一文浓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后朝高度重视，是太子的必读书，也是皇帝的工具书。
九畴里的农用八政，讲国家管理的八个层面，是最早的“国八条”。食，泛指农业。货，金融，财税、工商贸易。祀是敬，是谢天谢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诸侯祭域内山川”。古人很少讲重整旧河山、人定胜天这一类硬茬子话。我们这一时代建国六十余年，在江河治理上下手太过重，黄河时而断流，以及一些中小河流严重缩水甚至干涸问题应视为教训被吸取。司空是城乡基本建设。司徒是教育。司寇即司法。礼是法律行规，政府的文风，百姓的民风及精神文明。兵指军事。古代的干部考核，也是以“八政”做基础的，比如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考核官员业务能力的各项指标规定得很具体。在古人的认识里，一个公务员，仅有政治觉悟，是不称职的。
《洪范》九畴，是《汉书》写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汉书》成为一部中国大书的基本所在。这对我们今人修史或著书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政治秀
丞相，是国家副职。丞是承，相是辅，相从木和目，也含着省察的寓意，以目观木，可察山川地势的风向。丞相也被称为“宰相”,在古代，王族和望族最重要的家事是祭祀，祭祀时重要的仪程是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这个角度讲，丞相也是皇帝的大管家。
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从来都是中国大政治里最重要的，也是最微妙敏感的。在汉代，丞相位列三公之首，与太尉、御史大夫分治国家事务，皇帝之下，丞相是政府首长，太尉是军事首长，御史大夫是纪律检察首长。丞相下辖十三曹，相当于今天国务院的十三个部委。需说明的是，十三曹中有兵曹，汉代常规部队不过七八万人，但全民皆兵，每个男子二十岁至六十岁每年要服兵役（此年限史载有分歧）,国家每年搞一个月“预备役训练”,征募和协调工作由兵曹担任，这支部队也承担着今天“武警”的部分职能。汉代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如果和太尉联手的话，皇权就被架空了。西汉和东汉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王莽，不仅是架空，干脆一脚蹬开皇帝，自己篡了大位。
黄霸是汉宣帝刘询的丞相，由颍川太守擢升太子太傅，做太子的老师，再升迁御史大夫，而后丞相。黄霸的政声是治理郡县有方，主要是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皇帝有诏书赞谕：“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汉书·循吏传》）乡民不为小事争斗、盗贼不兴，鳏寡有所养，贫困有所助，为任八年没有重大刑事犯罪。
（未完待续）
编辑：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