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小兰
老家的姐姐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摔倒了，幸好她在场，要不是抢救及时……姐姐说着说着哭得泣不成声。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生活极度困难，许多农民只能啃树皮挖野菜充饥。
困难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父亲，不仅是我们姐弟的榜样，也是村前村后德高望重的人，1976年当选村支书。在农村，村支书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几百人的村子，父亲说一不二。
记忆中父亲从来不以权谋私。我的二姐不到16岁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为了顾全大局，父亲把她分配到重劳力组。有一次，天下着蒙蒙细雨，二姐在打坝时被拉土车撞倒，等父亲赶到村卫生所才知道，二姐的腿粉碎性骨折。那时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二姐在公社医院治疗期间，父亲每天不仅要照看二姐，还要挎着绳、镢头在土畔砍荆棘当柴火，渴了从背包里拿出水壶喝几口，饿了吃点糠窝窝。每次回到家不是蓬头垢面就是衣衫褴褛，身上和手上被荆棘扎得伤痕累累。脚上的鞋像狮子一样张开了口，两个大脚趾露在外面。
晚上父亲拿着缝衣针，在煤油灯下挑手上的刺。母亲唉声叹气地说：家里没一粒粮食了，孩子们哭喊着要吃饭，看能不能借些队里粮食。父亲说：“生产队的粮食不能借，村里很多人家揭不开锅，咱们家借了其他村民咋办？实在不行我明天去县城走一趟，总不能让孩子们饿着。”
我二爸在县城收购站上班，父亲说明来意，二爸准备了一麻袋高粱壳、糠皮和几碗黑豆让父亲拿回家。母亲把黑豆和糠搅拌好，倒在石磨上推成糠面，做饭时用开水烫好，再用拳头捶打成糠窝窝，有时候烂得不敢捶打，就直接把它放在案板上，拿刀子切成片放锅里蒸熟吃，即使这样的饭也不能维持长久。
在家里极度困难的时候，父亲做人的原则也没有变。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去赶集，在村口拐弯处捡到一麻袋黑豆，前后无人，父亲就坐在麻袋上一边抽烟一边等，等了两小时也不见有人来找。当时那麻袋黑豆可以吃几个月。父亲把黑豆放自行车上到了镇上逢人便打听，是谁丢了黑豆。终于找到失主，失主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赶紧去商店买了一瓶酒两条烟，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收。两人推来推去，父亲只好抽出一盒烟打开，发给周围赶集的人，才罢休。
曾记得我刚教书那年，乡政府组织村干部去北京参观学习，得到消息那晚，父亲喜笑颜开地告诉我，这次去北京参观学习，你给校长请个假，我想带你去，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好。
那段时间，我每天掐着指头算日子，结果父亲因怕耽误学生上课，没能兑现承诺。
一个星期后，父亲耷拉着头走进院子说：“孩子呀，爸总以为这次参观学习回不来了。”看着骨瘦如柴的父亲，母亲问：“掌柜的，怎么了？”父亲笑着回答：“没事，本来我晕车，再加上吃不进饭差点饿死，赶快给我做饭吧。”“天哪，北京那么繁华，咋能把你饿死？”母亲唠叨。
过后我们才知道，乡政府组织村干部去北京，只给报来回路费，吃住自己解决。当时，我们村里的村干部为了省钱，晚上在路边打地铺，吃饭就吃7分钱一个的糖包子……
在人生的道路上，父亲不但影响着他的儿女们，也影响了他的子孙后代。父亲最小的儿子继承了这份职责，成了村支书。现如今，每当人们问起父亲的生活状况时，他总是笑着说：“我现在91岁，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家里人口兴旺，我们家现在将近70口人。我这人性格古怪，虽然有这么多儿女，谁也不想连累，因为共产党给的老龄费、养老费还有每年的村支书补助，花都花不完。”
编辑：晓佳
